治理研究

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探究与治理选择

彭希哲, 周祥

2024, 40(2):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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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开拓了新视角。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口质量的提升可以部分抵消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大趋势下,能够充分发挥各年龄段尤其是年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潜能,重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正处于能够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并具备将其兑现的现实条件。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政策制定者基于正确认识人口红利相关理论、把握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秉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等人口治理策略,对社会和市场进行有效政策指引,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老龄社会健康风险与韧性治理

李树茁, 王晓璇, 郭锦

2024, 40(2): 17-34.

摘要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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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增速快、水平高、差异大和结构稳的显著特点。老年群体健康问题凸显,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成为亟待关注的重要治理议题,传统治理模式效果欠佳,需要引入韧性治理以快速、积极和高效地应对风险冲击和挑战。中国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是在人口老龄化迅速加深和老年群体健康问题显现双重叠加下产生的,以老年人健康问题为核心,给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高度不确定性、损失性和复杂性的多维风险,具有基础性、系统性和全人群全周期性等特点。为此,老龄社会健康风险的韧性治理需要以老年群体韧性实现的动态过程为核心,以全人群全周期、动态调适和分类管理为原则性理念,以过程管理为主要手段,以多元主体协同为基本结构,以预防、减轻和化解健康风险及其后果为根本目标,化危为机。未来,中国在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治理上还需要坚持全球视野和跨学科视角,为健康老龄化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经验。

压力型体制:一个描绘和解释中国政府运行机制的概念

杨雪冬, 胡天宇

2024, 40(2): 35-43.

摘要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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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型体制”是描绘和解释中国政府运行机制的本土原创性概念,得到研究中国政治和治理同行的重视。压力型体制概念的解释力既来源于对制度运行的整全性理解,也来自其生动的描绘力。压力型体制概念是研究者对地方官员生动的实践话语的学理化提炼,并从历史源流、演变过程和具体运行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化构建。压力型体制的生成是中国在实现赶超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性选择,在传统政治中的“比限”制度、现代化的“动员体制”以及“发展型国家”中能找到痕迹、联系以及参照对象。压力型体制概念的形成过程说明,扎根经验事实,定准理论坐标,重视实践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是生产解释中国当代政治和治理学术概念的重要路径。而中国丰富的治理经验和创新为更多原创性概念的生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持续的动力。

挂牌督办:中国式行政督查制度

陈宏彩, 张则行

2024, 40(2): 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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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安全治理形势,发轫于社会治安治理而后被推广至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领域的挂牌督办制度,将中国特色的督查机制创造性融入复杂的治理场景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成为近年来被频繁使用和研究的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挂牌督办所蕴含的政治压力、社会压力和时间压力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能,促使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督办客体迅即强化其政治执行力、组织协同力和社会回应力,进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央政策目标、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同时,我们应秉持理性科学的态度客观评估挂牌督办的治理绩效,在厘清其效能边界的基础上,以更高质量的研究工作清晰识别其运行的底层逻辑,为确保挂牌督办制度始终发挥正向功能提供对策参考。

多元协同治理如何助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R县“村超”赛事的制度分析

张友浪, 冉宇豪

2024, 40(2): 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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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对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村超”赛事反映了社会、政府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合作生产模式,该模式起源于社会公众的自组织行为,即公众主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协同治理通过社会酝酿机制、市场助推机制、议程吸纳机制和行政赋能机制提升合作生产治理效能;多元协同治理下的合作生产是多层行动舞台联动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针对不同层次行动舞台和合作生产所处不同阶段,上述四种机制的运用需要考虑其权变性和阶段适配性。将合作生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合作生产的理论体系,此外,基于典型案例阐释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机制和制度化过程也具有创新性。

源流耦合: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生产的生成机制——基于乡村春晚的案例分析

李少惠, 袁硕

2024, 40(2): 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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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有所栖”而“心无所寄”现象是乡村治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以需求回应性和农民主体性为特征的合作生产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模式。通过对乡村春晚案例的研究发现,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生产的生成是由在特定时刻汇合在一起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文化源流推动下文化之窗打开,通过文化源流、行政源流和乡土源流的两两局部耦合开启行政之窗和乡土之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实现三者的全部耦合开启合作之窗,进而在领导注意力分配的驱动下生成。乡村公共文化合作生产生成机制为理解中国情境下的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视角。

地方政府如何吸引人才?——基于政策营销视角的混合研究

徐畅, 金铭, 陈丽君

2024, 40(2): 9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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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围绕人才资源展开竞争已成为理论研讨焦点。既有研究关注到了政策营销对于“竞争人才”的重要意义,但尚未对营销效果发挥的作用机理展开深入分析。对此,从营销人员特征切入,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二十多年的浙江为调查场域,依托扎根理论研究和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混合研究表明:营销人员特征对人才政策价值营销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益感知在营销人员特征与人才政策营销效果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政策获取意愿在营销人员特征与利益感知的关系中、利益感知与人才政策价值营销效果的关系中均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这一结论可为政策营销工具在人才政策领域的运用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地方政府利用营销人员自身优势激发政策受众的自我意识,继而提高人才政策效应。

地方政府在营商环境治理创新中的转型与调适——基于浙江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案例研究

潘思蔚, 刘殷东, 黄冬娅

2024, 40(2): 10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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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是地方政府创新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受到各级政府的重点关注。通过对浙江推动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案例讨论,揭示在传统政务服务边际效益递减的背景下,营商环境治理场域的制度变迁。研究发现,当前营商环境治理的创新实践,是在数字时代市场主体需求升级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双重动力共同作用下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和改革的结果,反映了经济和政治两种逻辑在特定时空场域中的交织互动,催生了从政府供给导向向市场回应导向的转型和调适。这为政府创新研究提供经验事实,同时为类似组织现象的理论解释提供一种可能的分析思路。

个人信息出境的国内法规制路径及体系化完善

赵骏, 姚若楠

2024, 40(2): 12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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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个人信息的大规模跨境传输使得个人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受损的风险加剧,国际社会尚未达成统一法律规范予以应对。为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促进数据产业发展与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各国选择以国内法规制的方式对个人信息出境予以监管,具体表现为国家专门立法、联盟统一立法与国家分散立法。我国通过专门立法规制个人信息出境,形成了“硬性”与“软性”两轨监管机制,但存在分轨监管内容交叉、公私共治监管尚未形成的问题,阻碍个人信息的安全出境。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下,我国应以系统观念加强个人信息出境监管建设,从主体上发挥公私体系的协同性,从规范上强化攻防体系的均衡性,从空间上增进内外体系的互动性,为促成个人信息跨境规制的多边共识贡献中国智慧。

数字检察改革的理论基础、实践困境与发展面向

胡梅奎

2024, 40(2): 14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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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检察作为建设“数字中国”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推动法律监督模式重塑变革的重大意义。当前,数字检察仍处于发展初期,亟待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在厘清数字检察概念内涵、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推进以检察权运行机制数字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并深入论证数字检察的法理基础。当前数字检察改革仍存在办案理念欠缺、数据分析研判能力不足、数据标准体系阙失、办案团队运行专业化较弱等困境。在检讨检察权运行理论发展现状以及是否契合当前检察机关机构改革的基础上,从具体改革措施层面破解当前困境,并为改革措施落地设定基本准则,进而为数字检察改革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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