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温铁军张俊娜罗士轩

2016, 32(6): 5-12.

摘要 ( 2493 )

PDF (3434KB) ( 119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是中国重大发展战略变化的基本条件，而全球化时代的宏观背景给中国的农业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危机和挑战。经历两次生产过剩危机之后，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使乡村这个“被资本遗忘的角落”重新回归，而今天生态文明的战略要求是城乡融合而不是城市取代乡村，近年来不断兴起的“市民下乡、农业进城”的民间行动，在“互联网+”的助力下，将推进农业发展迈向4.0版，即社会化生态农业的高级阶段，从而助推城乡融合的生态文明战略要求的实现。

时空变换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发展

温铁军张俊娜罗士轩

2016, 32(6): 5-12.

摘要 ( 2021 )

PDF (2416KB) ( 0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是中国重大发展战略变化的基本条件，而全球化时代的宏观背景给中国的农业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危机和挑战。经历两次生产过剩危机之后，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使乡村这个“被资本遗忘的角落”重新回归，而今天生态文明的战略要求是城乡融合而不是城市取代乡村，近年来不断兴起的“市民下乡、农业进城”的民间行动，在“互联网+”的助力下，将推进农业发展迈向4.0版，即社会化生态农业的高级阶段，从而助推城乡融合的生态文明战略要求的实现。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乡土文化与乡村治理

邱建生汪明杰

2016, 32(6): 13-21.

摘要 ( 2230 )

PDF (2415KB) ( 166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逐步纳入全球化轨道，乡村社会越来越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考察乡土文化和乡村治理的视角，也应超越“国家-乡村”二元框架而采取“全球-国家-乡村”的宏观视野。一方面，资本全球化的制度成本转嫁对我国乡村治理造成严重负外部性，尤其是会带来粮食、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是治理劣化造成的内生性风险。两者叠加导致我国乡土社会风险承载能力日益弱化，最终影响国家综合安全。乡土文化作为农业文化系统、农民文化主体、农村文化场域的整体范畴，对于乡村治理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也为生态文明的孕育提供了主体认同、组织创新和在地经济的物质与精神资源。因此，为了促进乡村善治，我们需要依靠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政策空间，更需要乡土文化主体的培育、组织创新、在地知识创新以及在宏观叙事上改写以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传承百年乡村建设的家国情怀。

从“祖灵祭”到“骂社火”：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内生力探讨

何慧丽万威

2016, 32(6): 22-28.

摘要 ( 2331 )

PDF (2415KB) ( 16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关于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问题，需要从历史文化到现实习俗所体现的乡村治理经验中来探讨。台湾地区邵族的“祖灵祭”，作为一种基于族群历史文化经验形成的典型性乡村治理形式，是邵族人的祖灵信仰所生成的主体性力量；大陆豫西汉族的“骂社火”，则是基于现实中小农经济社会结构之上的一种典型性乡村治理经验，它因与小农经济社会相适应而成为当前乡村社会冲突的减压阀和警示器。在现代化政权和市场经济的宏观环境下，如何使像“祖灵祭”和“骂社火”这样的传统文化制度或者老道理，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发挥乡村治理内生力的功能，这是乡村治理的历史难题，也是时代机遇。

公共空间重构与乡村秩序整合——对湘北云村小卖铺辐射圈的考察

匡立波夏国锋

2016, 32(6): 29-36.

摘要 ( 2330 )

PDF (2415KB) ( 116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村落社会传统公共空间衰落后，小卖铺成为了新兴公共空间，它具有农村初级交换单位的经济功能、公共文化复兴场域的文化功能、农村权力文化网络的社会功能。以小卖铺为中心，以周围最远的进店农户为边界，其所覆盖到的地理范围就是小卖铺辐射圈，村落形似以公路为竹签、以每个小卖铺辐射圈为“糖葫芦”串成的“糖葫芦串”。每颗“糖葫芦”是村民的生活单元，也是地形相似、信息相通、规模适度的乡村治理单元，它将范围过大的村庄切割成多个“熟人社区”，有利于节约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成效，整合乡村秩序。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的孝文化与乡村治理

谭英

2016, 32(6): 37-43.

摘要 ( 2447 )

PDF (2415KB) ( 126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个集发展、生活、生态、人文之美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其重要内涵是传承乡土中国的文化血脉，这一文化血脉的根脉当属孝文化，以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对当今乡村治理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孝文化是糅合政府、百姓和家族的粘合剂，是重振乡风文明的纽带；孝文化教育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塑造人文美的乡村、推行创新式治理的基础。建设道德讲堂，制定村规民约，抓领导班子建设等有助于发挥孝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促推乡风文明建设和城乡和谐发展。

中国梦：价值关怀、制度设计与国际影响

潘忠岐

2016, 32(6): 44-49.

摘要 ( 2504 )

PDF (2415KB) ( 83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中国梦是民族关怀与世界关怀的有机统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最能表达中国梦的民族关怀。世界和谐、文明共生、国际共进、天下大同最能表达中国梦的世界关怀。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既要在国内层次上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也要在国际层次上推动中国梦与其他民族梦想的互联互通，为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作出贡献。中国梦作为世界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为新型国际体系的构建照亮希望之光。

中国梦与中西价值观对话

吴猛

2016, 32(6): 50-57.

摘要 ( 2388 )

PDF (2415KB) ( 77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作为“中国梦”价值载体的中西价值观对话，其逻辑开端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代中国现实运动的揭示。中西价值观对话的可能性正内在于这一现实运动之中。在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质上是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的诉求，这一现实运动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诉求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建立共同体成员活动规则的要求，而这一现实运动在公民层面的价值诉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最为需要的内在性力量即社会凝聚力的迫切需要。中西价值观对话的落脚点和归宿在于“和谐”价值观。

中国梦实现的制度依托和保障机制——完善人大制度运行机制的几点思考

林奇富

2016, 32(6): 58-63.

摘要 ( 2353 )

PDF (2415KB) ( 125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制度，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依托。完善中国人大制度运行机制就是要提高人大制度的结构实施力，激活制度内部诸要素的分工与协作，实现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具有的选举、立法、监督以及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的职能，提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民意回应能力、协同治理能力和民主审议能力，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国家主要形式，包括三个层面：在人大与党委关系的运作机制上，要正确认识政权的领导核心和国家的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实现党委决策权和人大决定权的有机统一；在人大与“一府两院”关系的运作机制上，要增强人大监督的时效性和实效性，发展“寓监督于支持”的制度运行模式；在人大及其常委会运行机制上，应提升人大在汇聚民意和立法审议的职能，增强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

G20框架下我国绿色金融的创新发展

隗斌贤

2016, 32(6): 64-72.

摘要 ( 2302 )

PDF (2415KB) ( 110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随着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绿色金融也被提上金融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G20杭州峰会正式通过首份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随着所提出的增强金融体系动员社会资本开展绿色投资能力的七项自愿可选择措施的落实，绿色金融创新发展必将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刺激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作出新的贡献。文章在借鉴国际绿色金融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我国当前发展绿色金融的基础条件及其制约因素，对我国绿色金融创新发展的思路及其制度、运行体系的构建与对策进行初步探讨。

阿里金融：网络金融与中国金融创新——浙商模式、金融功能与交易成本的三重视角

姚耀军施丹燕

2016, 32(6): 73-79.

摘要 ( 2517 )

PDF (2415KB) ( 221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阿里金融的发展历程及其重要影响可以基于浙商模式、金融功能与交易成本三重视角加以剖析。作为浙商模式结下的硕果，阿里金融凸显网络金融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助推作用以及信息技术对全球金融服务模式的深刻改变。阿里金融引领中国网络金融跨越式发展，为中国金融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契机。

金融小镇：金融集聚模式的创新发展

孙雪芬包海波刘云华

2016, 32(6): 80-84.

摘要 ( 2335 )

PDF (2415KB) ( 14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金融小镇的建设和成长，将有力推动浙江省区域金融的发展和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促进新兴产业集群培育和发展，推动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金融链以及金融链与产业链衔接的紧密程度，对金融小镇这种新兴的金融集聚方式展开分析，探讨金融小镇的定位、发展模式和典型案例，将金融小镇划分为理财金融小镇、创业投资金融小镇和特色产业金融小镇三种发展模式，分析浙江省金融小镇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研究

李金河王江燕

2016, 32(6): 85-90.

摘要 ( 2328 )

PDF (2415KB) ( 13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是两个高度关联、彼此相依的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明确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联系和区别，可以有效避免两者因协商内容和过程交叉重叠而造成的政治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满足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政党协商的高层性、前置性、战略性，奠定了政协协商的基本原则、政治生态和发展方向，直接促进了政协协商的政治活力和政治效率。政协协商在政党、国家、社会、个体间的交流与互动，为政党协商提供了持续动力支持和深厚资源支撑。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互动是一个政党能力互相促进的过程。实现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协调发展，要强化执政党协调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政治责任，要通过明确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不同侧重点以实现两种协商方式在国家治理中的协调运用，要完善党委统战部门与人民政协的联系和沟通机制。

增强参政党协商能力的路径研究

王维

2016, 32(6): 91-98.

摘要 ( 2381 )

PDF (2415KB) ( 82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协商能力是参政党组织或成员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参与民主协商、表达利益诉求、影响公共决策需要具备的条件和水平；是个体因素、组织因素、制度因素的有机结合和综合运用。本文根据对参政党成员协商情况的问卷调查，对参政党协商能力现状加以描述，并就协商能力对协商效果的影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增强参政党协商能力的具体路径。

民主党派参与基层协商机制创新的探索与思考——基于浙江案例的考察

黄天柱

2016, 32(6): 99-106.

摘要 ( 2183 )

PDF (2415KB) ( 11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新形势下支持和推动民主党派参与基层协商，是密切民主党派与社会联系，进而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积极作用、更好体现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需要，也是深入开展基层协商，推动基层民主治理的需要。近年来，浙江各地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初步形成了协作共建、协商议事会、决策咨询、监督评议、民主党派工作室、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等六种实践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值得总结提炼。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目前这一实践仍面临诸多困难与问题，下一步改进和发展的空间仍很大：要通过宣传教育优化民主党派参与基层协商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氛围；要进一步在理论和政策层面论证和明确民主党派参与基层协商的作用和意义；要在已有实践积累基础上加强相关制度和机制建设；要适度放开民主党派面向基层发展成员、发挥作用的空间。

“嵌入式”抑或“体系化”：基层协商民主的推进路径分析

黄俊尧

2016, 32(6): 107-113.

摘要 ( 2497 )

PDF (2415KB) ( 94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国内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嵌入式”和“体系化”的推进路径。“嵌入式”的发展便于从治理体制中汲取资源，在短期内收获共生双赢的效果，但易陷入碎片化的困局，还可能遭遇治理体制拒绝协商机制“嵌入”的尴尬；“体系化”推进则是在十八大之后的顶层设计背景下，通过统筹规划相对独立的制度体系，以实现基层协商民主的整体推进，但也存在功能不易聚焦以及规则、机构、人事等方面的协调难题。“嵌入式”与“体系化”属于互补性的路径，需要有针对性地交替选择，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基层协商民主。

论比较法的私法面向及其超越

刘承韪

2016, 32(6): 114-120.

摘要 ( 2210 )

PDF (2415KB) ( 83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公法与私法是法律的一个基本分类。自第一届比较法国际大会时起，兰伯特就强调比较法的主要领域是比较私法，必须放在大学课程中的优先位置。尽管此种观点越来越受到当代比较法学家的质疑，但不管是从历史因素、文化因素还是从政治关联度的因素来看，比较私法仍然是比较法的核心领域。中国比较法实践似乎也表明比较法要超越传统的私法范围并不容易，比较公法研究与实践仍然任重道远，但这并不代表公法比较没有意义或不可行，差距多、难度大反而凸显了比较公法理论与实践所蕴藏的巨大理论与实践价值，“经由私法而超越私法”或许是比较法的未来方向。

论法治思维

褚国建

2016, 32(6): 121-128.

摘要 ( 2312 )

PDF (2415KB) ( 170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法治思维是一种运用法治的基本范畴、价值和原理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性思维形态，权利、规则、程序、责任是其核心的认知范畴，类型化、体系化、正当化、严格化是其各自的内在规定性。理解法治思维，不能简单地将其与政治思维对立、与法律思维等同、与民主思维混淆，要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超越传统政治思维的历史局限，坚持其讲求实践理性，突出权利本位、规则至上、程序正当、责任严格的价值立场，把握其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转换的基本原理。

当期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