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何文炯

2017, 33(3): 5-11.

摘要 ( 2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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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长期照护保障制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部分地区开始探索试验，中央政府已经有原则性意见。但是，该项制度如何建设，意见尚不一致。本文着重就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定位、保障对象、保障责任、筹资机制、制度环境进行分析，认为长期照护保障是一种技术复杂的风险保障项目，国际上尚缺成熟的经验。因此，要以冷静的态度，深入思考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建设相关问题，致力于构建适合国情，公平、持续、有效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辛向阳

2017, 33(3): 12-19.

摘要 ( 27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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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大大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的认识，围绕管党治党的深层次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深刻洞察新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

“两山”思想引领中国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郭占恒

2017, 33(3): 20-25.

摘要 ( 26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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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思想。浙江地方政府以此为指引，先后实施“十大重点工程”、811环境整治行动和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针对粗放型经济亟待转型的现实，提出“五水共治”、“四换三名”、“三改一拆”等综合治理方案，打造“美丽浙江”。以安吉县试点，以标准化方案指导建设“美丽乡村”，形成《美丽乡村建设规范》省级地方标准，进而成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习近平同志“两山”思想提出十余年来，以辩证发展观、生态系统观、敬畏自然观、民生福祉观、综合治理观、科学考核观六个方面综合引领，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形成了科学完整的生态文明发展观，成为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

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在浙工作期间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研究

徐友龙

2017, 33(3): 26-33.

摘要 ( 2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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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突出强调在接受革命精神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中保持与时俱进精神状态，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凝聚共同理想，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中做到守土有责，始终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发表了系列深刻见解，创新了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习近平同志的这些探索和实践，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更加系统完整、成熟成型，为新形势下加强思想建党和理论武装，以及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结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法治视野下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

王建芹

2017, 33(3): 34-40.

摘要 ( 2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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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保障。一套科学、严谨、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既需要在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完备性、逻辑的自洽性以及环境适应性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在立法技术上严格遵循法律规范的制定原则。以此标准衡量，当前我党的党内法规体系存在着体系不健全、内容不完备、程序不科学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在坚持党内法规制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前提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宏观大背景切入，以我国体系化的法律文本制定经验为参照，建构并不断丰富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党内法规的可操作性评估研究

汪全胜黄兰松

2017, 33(3): 41-50.

摘要 ( 2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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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可操作性评估是党内法规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有权评估主体通过一定的评估方法、评估程序对党内法规的权利性、义务性、责任性、程序性等规则的可行性展开的评估，其目的在于增强党内法规的操作性、实用性和科学性，提升党内法规的实施效果。虽然，《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已规定可对党内法规的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开展评估，但国内尚未对党内法规的可操作性评估展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因此，有必要在借鉴立法评估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党内法规可操作评估进行系统性的建构，包括其结构要素、评估维度、评估结果的回应机制等，为党内法规可操作性评估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参考。

党内法规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陈光

2017, 33(3): 51-58.

摘要 ( 2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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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规范化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党内法规是社区治理的基本规范之一，具有内部规范外涉性、行为规范道德性、法律规范政治性和规范实施非司法性等规范属性或特征。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党员是党内法规作用于社区治理的两大媒介。党内法规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法律性功能、道德性功能、政策性功能和政治性功能。为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的目标，应当在规范合作理念指导下，增加社区治理专门性党内法规的数量，加强党内法规的内外部衔接与协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性纪律性

杨俊

2017, 33(3): 59-65.

摘要 ( 2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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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唯物史观，认为机器大生产是工人阶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机器大生产条件下的协作性质、相互依存和共同的阶级状况，锻造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意识。党性是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升华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意识。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党章是组织的形式表现，“集中思想”作为根本原则应该通过党章把它固定下来。

马克思为何从政治批判转向社会批判

姜海波徐娜

2017, 33(3): 66-71.

摘要 ( 25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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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是黑格尔的法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通过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性的结合，黑格尔把问题的解决诉诸理性神学的国家。通过指证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性的二律背反以及对其结合方式的神秘同一性的批判，马克思指明了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所存在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的两个维度，即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分离以及世俗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通过对这两个维度的批判，马克思重构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指明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同时把所有分离和矛盾的根源导回到市民社会自身，转化为在社会批判的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从而实现了从政治批判向社会批判的转向。

共享发展的浙江经验

何建华

2017, 33(3): 72-77.

摘要 ( 24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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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是浙江发展模式的基本经验和特色，也是浙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相统一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以共建促共享，以共享促发展。一方面，积极保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努力维护起点公正和过程公正，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激发和保持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不断“把蛋糕做大”，为共享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大力加强社会建设，积极协调利益关系，化解利益矛盾，切实关心和帮助困难群体，使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从而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与浙江外向型经济

李贤祥

2017, 33(3): 78-84.

摘要 ( 2660 )

PDF (3132KB) (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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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作为外贸大省，近年来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对外经济发展表现出强劲增长态势。从“一带一路”的经济内涵和经济政策出发，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对浙江外向型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浙江在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时，对外贸易运输方式、贸易创新方式及贸易投资等方面发生较大变化；相关机电、纺织服装等产品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和投资稳定增长，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总额增长明显；同时浙江跨境电商及民营资本对接“一带一路”也存在海外仓及民营企业参与度不足问题；基于政府及企业视角提出进一步发展方向。

发达地区农村的阶层分化与权力实践：一个研究展望

袁松

2017, 33(3): 85-90.

摘要 ( 2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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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已有研究围绕社会分层背景下的乡村权力实践展开了深入探讨，但由于持守实体主义的权力观，将研究重心置于先富能人群体与村庄政治前台，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阶层互动与权力的结构化过程。如果立足于微观的村庄权力场域，以关系主义视角审视权力，从人情交换、面子竞争等本土文化现象入手，在阶层间的符号资本争夺、关系网络建构及阶层博弈的均衡变化中把握村庄权力的结构化机制，将有助超越静态的结构主义框架，在动态的阶层关系中理解当前发达地区农村乡村权力的运作逻辑。

作为绩效问责机制的绩效整改及其优化

王柳

2017, 33(3): 91-100.

摘要 ( 25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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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问责是以绩效信息的应用为核心的问责过程，试图在“行为—绩效（结果）—责任”之间建立因果链。然而，这一因果链存在断裂的可能，绩效问责面临结果归因的困境，因此，绩效问责应该借由绩效评估的回溯和反思的特性，发展促进组织学习的积极责任机制。在这个意义上，绩效整改构成了绩效问责的重要机制。杭州的绩效整改实践表明，有效的绩效问责需要建立具有一定水平整合度和垂直整合度的绩效评估体系，为绩效信息的充分使用创造组织条件，同时发展绩效数据分析能力，建立绩效数据讨论审议的常规程序，推动基于组织学习的积极责任实现。

“公”与“私”之间：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属性考辨

耿依娜

2017, 33(3): 101-110.

摘要 ( 3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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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与“私”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组织运行中的关键问题。本文阐释了中国语境下“公”与“私”在伦理层面和实体层面的多重含义以及相互关系的历史流变。并且从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剖析了社会组织在行为和功能上的“公”、“私”表现。同时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公”、“私”属性的交错与重叠——“官民二重性”为基点，以现实中的社会组织行为发展为典型案例，梳理了当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公”、“私”嬗变与僭越的两种情形：从“私人”到“共同体”——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产；从“公益”到“私利”——社会组织公共性的异化。

农业转型及其当下问题：基于“人的城镇化”的考察

吴业苗

2017, 33(3): 111-120.

摘要 ( 2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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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整体上进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型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到来与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发展也由传统的“物的城镇化”向新型的“人的城镇化”转变，它不仅要求进城打工农民从土地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转身为名副其实的城镇居民，而且要求进一步减少农民，不断转移农民。人的城镇化发展倒逼农业转型，唯有农业实现转型，并切实解决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家庭承包经营式微，以及承包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中的问题，才能消除谁来种田的担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及其培育——以浙江省的问卷调查为基础

陈立峰

2017, 33(3): 121-128.

摘要 ( 25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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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新社会阶层与法治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是法治社会成长所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是当前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对法治国家建设和法治社会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社会阶层在法律认知、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关注以及法律评价等法治意识的多个维度，表现出与其他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状况，其法治意识的提升受到传统法律文化、宪法意识、司法权威等多个因素制约。因此，需要通过形成生态系统、构建科学机制、挖掘文化传统等多措并举来探索培育新社会阶层法治意识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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