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何显明

2017, 33(4): 5-15.

摘要 ( 2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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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集中体现的“中国方案”，是中国道路的另一种表达，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有效治理的使命担当，探索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实现形式的政治理性，以及对于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内生演进的文化自觉，其内涵的不断丰富，不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引领，而且将为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丰富国家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创新的想象力，贡献出中国独到的治理智慧。

新乡贤与农村治理的有效性——基于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的经验

郎友兴张品肖可扬

2017, 33(4): 16-24.

摘要 ( 2474 )

PDF (567KB) (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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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治理的新形势下，乡贤参事会蓬勃发展，引发社会热议。本文主要关注乡贤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与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东衡村乡贤参事会参与农村治理进行了系统探析。文献研究发现，乡贤纳入统一的权威结构对农村的治理有着显著的作用。于是，本文选取了乡贤参事会参与治理的东衡村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并将该个案与另外两个案例进行对比。研究表明，有无乡贤并非是否有效治理的原因；是否有效治理也并非有无乡贤的结果；真正决定是否有效治理的是有无集中的权威，村两委平台对于乡贤等社会力量的整合与吸纳是有效治理的根本原因。因此，构建一个集中有力的乡土权威才是推进当代农村治理的可靠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城郊村的基层组织重构 ——以浙江省武义县程王处为例

卢福营何花王莉

2017, 33(4): 25-30.

摘要 ( 2287 )

PDF (471KB)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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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重构是城郊村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地方政府极为关注的城镇化行动。武义县程王处的个案表明，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正处于乡城转变时期的城郊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为一种边缘性的基层社会单元，决定了城郊村基层组织需要适应治理条件的变化而重构。二十一世纪初，武义县政府提出了以“撤村”、“保社”、“建居”为主要内容的“两社分治”方案。在随后的实施过程中，有关部门理性变通，最终建构了“两社联动”的城郊村基层组织模式。基层组织重构是城郊村城镇化的必然趋势，结合型组织模式是城郊村边缘性社会下的理性选择，城镇化进程中城郊村的组织重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审慎对待。

富人治村与悬浮型村级治理——基于浙东山村的考察

朱战辉

2017, 33(4): 31-37.

摘要 ( 2361 )

PDF (502KB)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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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改革之后，“富人治村”成为村级治理的普遍模式。脱嵌于村庄政治社会结构的富人老板，有较强参与村庄政治的动力，通过策略性竞选方式进入村庄权力结构的核心，形成对村级权力的垄断。富人治村既是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果，也是国家政策调整及基层治理变迁背景下兴起的村级治理新模式。与传统的村庄内生精英治村不同，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主体脱嵌于村庄社会、治理方式行政化、治理资源外生性、治理目标的弱治理面向等特征，形塑了悬浮型村级治理的新样态。它造成了村庄的政治排斥、日常治理的去政治化，权力利益网络的重构。基于此，在富人治村模式中应当探索新型群众参与机制，找回群众，重塑基层治理的群众路线，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治理体系现代化在中国演化的一种可欲路径

董明

2017, 33(4): 38-45.

摘要 ( 2618 )

PDF (627KB) (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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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制度的建构，离不开向先进制度的学习借鉴，但自主组织和规范是根本。中国从传统制度文明向现代制度文明的转变，主要仰赖中国人立足自身根基，历经不懈探索实践才逐渐演化而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正是又一次与人类共同文明的有效对话。本文以温岭参与式预算实践为例，试图相对具象地探讨治理体系现代化在中国的一种现实演化路径及由此引发的可能启示。

协商民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功能与实现路径 ——基于浙江基层协商民主经验的研究

卢芳霞

2017, 33(4): 46-52.

摘要 ( 2561 )

PDF (550KB) (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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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社会矛盾日益频发。理论界和政策面都把协商民主作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重要转向，基层政府也开始调整矛盾化解思路，从原来单一运用维稳、信访等刚性化解手段向综合运用民主、协商等柔性治理方式转变。协商民主在基层矛盾化解中有着利益协调、平等协商、协同化解和自我消融等功能，有利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治理活力，消解基层风险。浙江作为基层协商民主的活跃地，走出了一条在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推动基层社会矛盾协商治理的有效路径，对各地基层有着积极借鉴意义。因此，可加大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矛盾化解领域的应用与推广，并通过政府积极主导、民众能力提升、程序规范设计与考核机制改革为之提供配套性支撑。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罗建文杨希双

2017, 33(4): 53-61.

摘要 ( 2743 )

PDF (574KB) (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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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革面临着更加复杂和更加艰巨的斗争形势，要想夺取伟大斗争的根本胜利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遵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南和正确的路线导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社会存在决定论、社会发展辩证法、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意识形态建设论、人民群众史观、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领域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拓了新境界。

论当代世俗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挑战及应对

王芳

2017, 33(4): 62-68.

摘要 ( 23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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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经济、日常生活、全球化和虚拟空间为主的当代世俗化生活语境具有金钱至上的庸俗性、娱乐至上的粗俗性、西方至上的媚俗性和情感宣泄至上的恶俗性等负面的庸俗化话语特征。庸俗化等话语解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家权威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社会整合力、悬置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政治认同感。必须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民众认同度、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祛除民众话语的“俗”性、采用鲜活的民众语言还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人民性来着力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体制保障研究

韩强郭开宇

2017, 33(4): 69-75.

摘要 ( 2311 )

PDF (469KB)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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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显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问题愈加突出。党的基层组织“政治核心”地位作用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包括党政关系处理不畅，中心工作与党的工作“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党政“一把手”关系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把科学设置体制机制、用体制保证基层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尤其要抓住是实行党组织领导下的行政负责制还是行政负责制这个根本，把握基层组织的决策体制及党组织的地位作用这个关键，围绕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与行政负责人的关系这个焦点，从根本上化解党政各方在认识、职责、权力运行等方面的分歧，形成基层干事创业的合力，真正为党的领导的实现提供有力的体制保证。

历史与理论：政治学视角下的中国政党制度

董亚炜

2017, 33(4): 76-81.

摘要 ( 2638 )

PDF (453KB)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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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必须从中国特殊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中来寻求动力和源头，对它的坚持和完善直接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实践效果以及具体内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具体实践，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和完善最终必须回归到对中国共产党特殊属性的分析，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和完善是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基本动力，要将中国政党制度完善和发展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相融合，应当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完善纳入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完善和发展的总体框架下来谋划。

解构与建构：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话语的生成逻辑

刘小龙

2017, 33(4): 82-91.

摘要 ( 27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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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话语的生成交织着建构和解构的双重逻辑。一方面，通过对民本话语、平等话语和参与话语的建构，网络民粹主义指向“坚持人民为中心”、“追求平等”和“倡导直接民主”等政策主张；另一方面，对精英话语进行阴谋解读、诘问和控诉，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解构了精英话语的合法性。网络民粹主义话语是一种应激性的激进民意，凸显了情感动员的勾连作用，折射了民众对于共享发展成果的渴望。积极回应民粹主义的诉求，维持精英话语和民粹话语的适度张力是治理的基本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构建干部容错机制探析

魏星丁忠毅

2017, 33(4): 92-97.

摘要 ( 2273 )

PDF (487KB)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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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构建干部容错机制是增强干部干事创业主动性与积极性、促进政府创新、推进干部容错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内在要求。当前，在干部容错机制构建过程中面临着如何找到全面从严治党、治吏与干部容错之间的平衡点，如何清晰界定容错前提、条件和特定情形，以及如何增强干部容错的公信力等实践困境。推进干部容错机制建设，应重点完善干部无错澄清保护机制，构建体系完备的防错机制，推进容错情形和条件的具体化和清单化，建立完善的干部容错的启动、实施和结果管理制度体系，以及与容错机制相互衔接的纠错机制。

内生交易费用与商品市场分割——兼论互联网企业的创新行为

程艳

2017, 33(4): 98-106.

摘要 ( 26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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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为基础，引入交易费用理论，提出了商品市场分割走向一体化的“三阶段理论假说”，解释商品市场分割与整合的内在机理以及互联网企业对于降低交易费用、提升购买者效用和促进商品市场一体化的作用。研究发现，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导致商品市场分割和购买者效用偏离最大化的主要原因，而互联网企业正是扮演着降低交易费用的角色。此外，基于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经济租金理论和创新理论，解释了互联网企业产生的原因和其创新行为的功能。分析表明，互联网企业创新行为的本质是对交易费用的节约，这是企业家追求企业经济租金的结果。

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工业污染排放——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鸣

2017, 33(4): 107-114.

摘要 ( 26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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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工业用地出让是地方政府实现发展目标的最重要手段。在晋升竞争和区域引资竞争的双重压力下，通过扩大工业用地出让规模和降低引资质量要求以吸引尽可能多的工业项目落户本地成为地方官员快速积累政绩的理性选择。然而，工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的自身特点也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会带来更多的污染物排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采集等方式形成的2007～2013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扩大工业用地的出让规模将小幅显著增加各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而当地方政府以协议出让方式吸引投资时，相关工业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显著且较大幅增加各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这表明相较于扩大工业用地出让规模的竞争行为，地方政府降低引资质量要求的底线竞争行为对地区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

十八届四中全会宪法法律实施观解读

郑磊贾圣真

2017, 33(4): 114-121.

摘要 ( 25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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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法律实施观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它形成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后大规模立法时代”，对于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总结法治建设的正反历史经验布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如何推进宪法法律实施，习近平从宪法法律实施主体的广泛性、加强人大建设、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等方面阐述了体系性举措。

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中的房屋征收补偿问题研究

程琥

2017, 33(4): 122-128.

摘要 ( 23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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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与房屋征收在法律性质、适用条件、适用程序、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与房屋征收补偿规定又过于原则，导致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实践中面临诸多困难。探讨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与房屋征收补偿制度的衔接，对于厘清当前城镇化进程中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与房屋征收补偿的法律关系，充分保障土地使用权人以及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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