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纪志耿祝林林

2018, 34(4): 5-11.

摘要 ( 2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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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的浙江实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和范本价值。重温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全面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全面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全面保障农民各项权益、全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全面繁荣乡村文明文化、全面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必将对我们搞好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道路选择与实践研究——基于“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干部路线和标准的政治学分析

麻宝斌仇赟

2018, 34(4): 12-21.

摘要 ( 2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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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当今中国的“选贤任能”政治模式，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对“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干部标准的历史选择与实践运用。本文将从中国共产党“任人唯贤”“德才兼备”选人用人思想发展落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溯源性分析、对比性分析和功能性分析三种视角，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对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道路选择与实践进行深入探讨和政治学分析，试图从中西方政治制度差异对比中探寻中国道路“选贤任能”篇章的独有特色和政治功能。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的内在逻辑、制约因素与实现路径

王世谊缪昌武

2018, 34(4): 22-30.

摘要 ( 20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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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重要党建思想和要求，体现了党中央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厘清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内涵、分析二者的内在逻辑和存在问题、探索二者紧密结合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治理：古希腊城邦的启示

许耀桐

2018, 34(4): 31-39.

摘要 ( 2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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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人以敏锐的眼光关注到城邦治理的重大问题，阐述了城邦国家要把公共事务治理好，必须树立至善理念才能达到良善治理；城邦治理要有利于和造福于公民，不可缺少优良的政体，应以优良政体实现和谐治理；应以遵从和依靠法律规制实行法治治理，以推进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治理。古希腊哲人对城邦的“良善治理、和谐治理、法治治理、民主治理”的认知，构成国家治理的四大规律，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有效治理与有效选拔：基于1993-2013年浙江县委书记选拔任用情况的分析

张光梁梓然庄玉乙

2018, 34(4): 40-49.

摘要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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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干部的管理之道可概括为“有效治理、有效选拔”。这个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政府决策官员由胜选政治家及其任命者充任，公务员保持中立的政治与行政两分制度，也不同于以科举选拔官员的中国古代传统。它是一种在承担实际治理责任的官员中逐级选拔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任期制、交流制和后备干部等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的。在这个制度下，领导干部尤其是当政一方的地方党政领导，需要保持适当时长的任期以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干部交流制度和后备干部制度体现了中共有效选拔领导干部所做的制度化努力。1993-2013年浙江县委书记的任期和晋升数据为上述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

后备干部与当代中国的精英转换

袁超

2018, 34(4): 50-58.

摘要 ( 2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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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体制的轴心力量，而稳定高效的后备干部选拔、培养与流动机制则是确保政治精英群体能够持续“更新”并支撑政权运作的关键。当代中国的后备干部制度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变迁，其制度运转塑造了“选拔-培养-选拔”这一以“培养”为核心而形成的“二元互嵌”式的持续动态过程，凸显了党管干部背后明确的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自觉。而在现实中，“用而不备、备而不用”的出现实际上是理性制度设计的预期过程与服从内在政治动力要求的补充过程相叠加的共同结果，从而使得“支流选配”在正反两个面向上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逻辑，并与“二元互嵌”共同构成对当代中国政治精英转换产生重要影响的中间机制。

政府引导型区域科技金融体系构建——基于杭州未来科技城实践的研究

孙雪芬

2018, 34(4): 59-66.

摘要 ( 19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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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科技金融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和制度框架下，我国是典型的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型的科技金融发展模式。政府在科技金融体系的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导性作用，是科技金融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在对科技金融相关文献、理论和典型发展模式进行梳理总结基础上，以杭州未来科技城为案例，对科技金融体系构建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展开深入调查研究，探索了在以梦想小镇为代表的区域金融集聚的新兴业态下，政府引导区域科技金融体系构建的主要行为路径及其作用成效，并提出了后续的政策建议。

风险社会视角下美国环境应急管理及其借鉴

于文轩

2018, 34(4): 67-73.

摘要 ( 18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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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应对环境风险，是当代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较早建立了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几十年间逐渐形成了横纵协同的机构设置、有机协调的法规体系和高效运行的法律机制，这为环境应急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和较为充分的制度资源。我国在进一步完善环境应急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这些经验。

新发展理念下的应急管理发展战略研究

陈晓春苏美权

2018, 34(4): 74-84.

摘要 ( 1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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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第二代应急管理体系由于自身的局限，已难以满足日趋复杂的应急需求，构建新一代应急管理体系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文章在剖析了应急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和现存困境的基础上，论证了新发展理念与应急管理发展的契合性，并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建构了应急管理发展战略，提出了应急管理发展战略布局：战略核心——驱动应急管理发展的整体创新，战略重点——增强应急管理发展的协调性，战略支撑——加强应急管理发展的系统保障，以及战略导向——提高应急管理发展的开放和共享水平，以推动新一代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

脱钩改革后行业协会商会的转型发展:模式与挑战——基于S市A区的实证分析

周　俊　赵晓翠

2018, 34(4): 85-93.

摘要 ( 1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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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对S市A区脱钩改革后行业协会商会转型发展的研究发现，合作型、服务型和主导型行业协会商会分别选择了与政府合作、服务会员和混合型的发展模式。三种转型发展模式中的行业协会商会都存在职能空间有限、市场竞争压力大、与政府的合作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等问题。行业协会商会的成功转型需要政府加快职能转移进程、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和完善购买机制、建立政会沟通和合作机制，以及加强对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引导。

超越“政企桥梁”:行业协会商会的角色再定位

宋晓清

2018, 34(4): 94-101.

摘要 ( 1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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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对行业协会商会既有的“政企桥梁”角色定位构成挑战。以组织与环境互动的视角观之，行业协会商会“政企桥梁”角色定位的形成有其时代合理性，其生成逻辑可概括为“双维嵌入，相机调适”。遵循同一逻辑，可发现十八大以来，行业协会商会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会再次影响其角色定位，基本趋势是：行业协会商会将会更多地嵌入到国家与社会的多维关系中，同时将保持其自主性，并与政府、企业形成协作伙伴关系，其职能将聚焦于政企核心的服务需求，从而保障其在市场或竞争机制下的资源汲取能力。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政策执行与政策特征

吴昊岱

2018, 34(4): 102-112.

摘要 (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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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进程中，行业协会商会的价值得到多方主张，但多数行业协会商会在传统发展环境下形成了依赖行政机关的生存发展逻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作为重构政会关系的政策安排已经历“三脱钩”、“四脱钩”、“五分离、五规范”三个阶段，执行进程冗长迟缓。模糊冲突模型，以辨析政策特征为核心，通过研究政策的模糊性、冲突性，考察脱钩各阶段政策及其执行过程取向，提供了从政策执行视角解读政会脱钩改革的新框架。长期以来，政会职能脱钩都是主要难点，当前脱钩呈现一种“低模糊、高冲突”为特征的“政治执行”取向。对政府而言，深化脱钩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政会职能关系和运用权力推进职能脱钩，实现“政治执行”向“行政执行”的转变，进而疏通政会脱钩的执行通道。

试论我国公证制度改革

马宏俊文亚雄

2018, 34(4): 113-121.

摘要 ( 18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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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制度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对不动产进行交易保护。在英美法系国家，由律师或者自然人注册一个公司就可以进行公证行为，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公证机构，其效力和对交易安全的维护都远远不够。英美法系的法治理念是不怕出现纠纷，从而不必搞相应的预防，他们认为有了纠纷可以用公平的司法制度来解决，而司法仅仅是作为社会矛盾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国的公证制度与大陆法系理念更为接近，现阶段公证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在法治框架下，建立符合公证法治规律的现代公证制度，实现公证的真正独立，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然而我国现有的公证制度发展中存在诸多不适应改革开放大局的地方，改革迫在眉睫，有必要从公证制度的历史发展中汲取一些历史经验为我国公证制度改革提供一些启示。

网络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与未来——基于欧盟、美国与中国司法实践的比较研究

周辉

2018, 34(4): 122-128.

摘要 ( 2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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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是网络时代的焦点问题。欧盟、美国的司法实践选择了不同的回应方案，前者坚守隐私和个人信息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定位，后者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以实现权利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均衡。中国新近的司法实践体现出更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倾向。通过对有关司法实践的比较研究，结合中国的法治背景，网络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应当与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共同推进，并可通过产业的竞争机制得以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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