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2018, 34(6): 5-16.

摘要 ( 1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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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2013年起，浙江省桐乡市在全国率先开展自治、法治、德治合一（“三治合一”）的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实践。经过数年努力，业已发展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品牌，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并被中央政法委定位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为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同志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2018年9月20-21日，浙江大学、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嘉兴市委市政府、桐乡市委市政府等联合主办了第二届“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高峰论坛”。国内十余位社会治理研究知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本期刊发一组笔谈纵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六位教授紧紧围绕“桐乡经验”对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三治”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三治”结合乃至融合如何可能、“三治融合”研究的新议程等重大问题进行研讨。我们期待他们的论述对于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伟大事业有所裨益。

参数调整与结构转型：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历程及优化愿景

米红刘悦

2018, 34(6): 17-27.

摘要 ( 18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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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在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它覆盖了我国一半的人口，使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经历了“老农保”、“新农保”和“城乡居保”三个阶段。每次变迁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制度探索和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导发现适合的制度模式。本研究从参数调整和结构转型的角度梳理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历次变迁的主要方式，并利用人口学的研究方法分析预测“城乡居保”制度未来的发展愿景，认为城乡居保制度的发展完善必然以结构转型为主要方式，以养老金待遇调整为优化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镇（街）行政区划改革的政策驱动机制——基于浙江省的数据

吴金群游晨

2018, 34(6): 28-34.

摘要 ( 17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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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改革的研究众多，但政策如何推动行政区划改革的机制分析相对不足。本文以镇（街）行政区划改革为切入点，基于浙江省的数据，提出了“设置标准—行政指令—需求匹配”的政策驱动机制，即政策通过改变设置标准及行政指令，经由需求匹配加以作用，共同影响镇（街）行政区划的改革。研究表明，该机制有助于解释浙江省镇（街）行政区划改革与政策措施之间的响应关系，并具备一定的外部效度。

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浙江经验

何建华

2018, 34(6): 35-41.

摘要 ( 18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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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是现代社会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课题，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浙江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一方面，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科学作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形成了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凸性组合的发展模式，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探索了一种良好的实践机制。

中国的贫困治理：运行机理与内核动力——基于“闽宁模式”的思考

贾海薇

2018, 34(6): 42-49.

摘要 ( 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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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宁模式”的成功，回答了“东西帮扶、贫富互助是否可以成功”与“贫富帮扶、共同发展的运行机理是什么”这两个现实问题。我国多年来持续的关于贫困治理的“宏观顶层制度设计+中观执行机制配合+微观政社集体行动”的系统性机理运行促成了“闽宁模式”的成功，而促使宏观、中观、微观的贫困治理的系统性运行的内在力量是“政党的现代化+政府的现代化+民众的现代化”。政党、政府与民众的全面现代化建构了一个推动贫困治理的内核动力场，形成了“上行的民心支持”与“下行的资源分配”之间的治理力量循环式互增路径。这个动力场不仅仅是贫困治理的动力场，也是我国国家治理全面现代化的动力场。这正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贫困治理中最应借鉴和学习的核心中国经验。

贫困难题如何解：习近平的智慧

肖剑忠吴爽

2018, 34(6): 50-55.

摘要 ( 18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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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了解决贫困这一我国长期存在、世界多国共有的难题，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展示了其卓越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破解贫困难题上的卓越智慧突出体现在：为实现扶贫脱贫工作效率和公平兼得，提出了“六个精准”思想；为克服扶贫脱贫工作中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问题，提出了“三实”“三不能”思想；为解决扶贫脱贫工作中的动力激发问题，提出了“四个结合”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和反贫困智慧背后的深层次关键因素，正是其浓厚的为民造福的民生情怀。

从应对金融危机到适应高质量转型的浙江经验——浙江工业2008-2017十年演进轨迹研究

兰建平于晓飞梁靓王倩

2018, 34(6): 56-62.

摘要 ( 1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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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时期转变发展思路、调整经济政策、实施精准调控的重要导向。浙江一度是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和出口贸易复苏最快的地区之一。通过研究过去10年演进轨迹发现，浙江工业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总体呈现六个特点：发展动能向深修复、产业结构向高调整、质效水平向好提升、创新贡献向强发展、领军企业向新转型、“浙江制造”向前迈进，在应对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出口结构等不平衡不充分挑战；发现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型的过程中，受金融危机冲击深远、动能修复缓慢、调整压力较大等实现提质增效需要关注的问题，并针对适应高质量转型任务，提出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创新驱动战略、调整工业投资结构及紧抓一带一路机遇等建议。

城市创新区的形成基础与建设路径——基于杭州实践的观察

徐梦周胡青

2018, 34(6): 63-68.

摘要 ( 1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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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创新空间高级形态，城市创新区改变了传统科技园区空间相对隔离、自我发展的格局，将创新空间发展推向了具有城市综合功能、更具开放性的“城区”阶段。经济要素、物理要素以及网络要素的有效培植以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协同是城市创新区建设中的主要难点。结合杭州未来科技城实践经验，本文对城市创新区形成基础以及建设路径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就我国优化城市创新区发展进而夯实创新型城市建设基础提出若干实践建议。

锚企业驱动科技新城发展的机制研究

潘家栋

2018, 34(6): 69-75.

摘要 ( 15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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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已经演变成商业生态竞争、产业竞争升级为产业链竞争、城市竞争转向城市群之间的竞争，锚企业对于城市发展的驱动作用日益凸显。以阿里巴巴与杭州未来科技城为对象探讨了锚企业驱动科技新城创新发展的机制，结论表明：锚企业驱动科技新城创新发展的机制包括吸引要素集聚、推动产业转型、加强政策配套及完善创新生态四方面。阿里巴巴进驻杭州未来科技城后迅速崛起，财务业绩持续提升、发展内涵不断拓展、尖端人才大量涌入。与此同时，阿里巴巴驱动杭州未来科技城创新发展体现在推动未来科技城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演进、吸引人才等要素的有效集聚、培育未来科技城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有效提升未来科技城国际化水平。

从行政吸纳到策略性合作：新时代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互动逻辑

程坤鹏徐家良

2018, 34(6): 76-84.

摘要 ( 18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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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过程中，社会组织获得了一定制度空间。项目是分析政府和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重要研究介质。文章应用QCA法，研究社会组织获取政府购买项目的影响因素和竞争路径。研究发现，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并达成亲密关系至关重要，这是构成社会组织项目竞争力的必要条件。通过条件变量的组合分析，归纳了政府购买服务中官办和民办社会组织两种不同的竞争路径：官办社会组织采用组织身份和组织信用策略，民办社会组织则采用提升组织经营能力和组织信用策略，以此形成各自的竞争力。政府和社会组织在诸多治理场域均以“合作”而非“控制”“限制”“吸纳”或“功能替代”等形式出现，新时代政府积极扶持社会组织，分享社会治理权力，并赋予制度资源，强化了社会组织服务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逐渐由行政吸纳演化为制度化的“策略性合作”关系。

群团组织与社会协同——基于四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葛亮

2018, 34(6): 85-92.

摘要 ( 17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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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质性地提升群团组织服务能力，加强社会协同是群团改革的必答题。群团改革以来，各地群团组织尝试了一些社会协同的实践形式。例如购买服务、兼职干部、乡贤捐赠、网络公募。文中首先通过四个具体的实践案例呈现这四类实践形式，然后从这四个案例中归纳提炼出目标共同化和行为制度化两个理论维度。前者旨在分析社会主体与国家主体间因激发行为的价值差异所形成的目标差异，后者旨在分析国家主体和社会主体各自面对的规制性或规范性制度表征及其与非制度化因素的角力。最后尝试通过这两个维度比较分析四个案例所描绘的社会协同的实践水平。

接纳、嵌入与融合：“三社联动”的内在机理与关系建构

王学梦李敏

2018, 34(6): 93-102.

摘要 ( 18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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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应然逻辑和实然困境两个层面，重点关注了当前“三社联动”的关键主体、内在张力、外在约束和关系建构等核心议题。文章回应了“三社联动”的三个基础元素，即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工作者，是准确厘定和理解“三社联动”概念的重要切入点。针对当前“三社联动”存在的内在结构性矛盾——主体发育失衡，以及外在约束性条件——体制基础薄弱等现实性问题，文章尝试提出一个新的逻辑分析框架：接纳—嵌入—融合，以此消弭“三社”之间边界与缝隙，建构一个同构共融的“三社联动”生态系统。

比较视域下我国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王慧莹段妍

2018, 34(6): 103-110.

摘要 ( 17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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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总结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成就、经验及不足，意义重大。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和文献计量学方法，依据普赖斯定律、洛特卡定律等对CNKI和SCOPUS中检索的近十年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成果进行多角度定量统计与对比分析。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当前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存在诸多亟待突破的瓶颈：第一，研究深度多数浅尝辄止；第二，研究方法惯于传统固化；第三，研究视角过于狭隘单一。对此，深化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的思路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新的突破：第一，深化理论研究，增强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的理论性和说服力；第二，强化问题意识，增强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三，拓宽研究视野，增强核心价值观培育跨学科合作与比较研究。

温岭民主恳谈的制度演进与理论发展

王国勤陶正玄

2018, 34(6): 111-120.

摘要 ( 1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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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浙江省温岭市创设了“民主恳谈”制度，随后近20年历经了制度扩散、重组与巩固的演进过程，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民主恳谈会在制度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增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与国际协商民主经验与理论的对话中温岭民主恳谈研究推进了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理论；第二，温岭民主恳谈研究在“协商与决策”、“代表与协商”和“协商绩效”等议题上发展了协商民主理论；第三，温岭民主恳谈研究推进了制度变迁理论。这项梳理工作也有助于归纳关于协商民主理论本土化构建的一些有价值的知识命题，更好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彭真关于新中国民事立法的理论与启示

化国宇朱力宇

2018, 34(6): 121-128.

摘要 ( 18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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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在主持新中国的民事立法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起草思路，开创了现代立法活动的社会主义生动实践。在效果上，不仅丰富了新中国的民事立法理论，也对新中国的民法起草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他通过在民事立法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很好的平衡了民事立法民主化与科学化之间的关系；强调法制史和比较法研究的重要性，提出民事立法中对于古今中外的经验，不能轻易忽略和否定，要认真研究、合理吸收；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处理好民事立法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群众传统风俗习惯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关系。他还提出要正确认识民法典起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避免了工程立法和政绩立法，其“功成未必在我”的政治胸襟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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