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周光迅杨梦芸

2019, 35(1): 5-11.

摘要 ( 2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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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资本内在逻辑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在全球范围显现出来，许多国家的生态环境已经产生了诸多抗拒性反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破狭隘的国家和地区生态利益，倡导全人类一起共建生态命运共同体，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生态环境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思路，为建立新的世界经济发展和生态格局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树立了中国榜样，也为创立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在世界范围内彰显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魅力。

财政制度改革与浙江省县域医共体的推进

顾昕

2019, 35(1): 12-20.

摘要 ( 18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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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卫生保健或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离不开组织、制度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浙江省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县级医院与基层的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体化，从而让医共体内所有组成单位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是初级卫生保健治理创新的一种尝试。在创新的过程中，由于既有人事、财政、医保和价格体制所构成的制度嵌入性，医共体机构统一目标受到多重体制的制约而难以在短期内达成，这其中基于编制的财政补偿体制尤为重要。浙江省政府启动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改革，力推从按编制拨款到按绩效购买服务的转型。财政领域的制度变革，为医共体建设突破制度嵌入性的羁绊，实现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的公共治理创新，开辟了新的空间。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发展态势与评价——基于（1998-2017年）2049篇CSSCI的文献计量分析

张平吴子靖赵萌

2019, 35(1): 21-30.

摘要 ( 2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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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98-2017年CSSCI数据库收录的2049篇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文献作为分析样本，采用描述统计分析方法、知识文本挖掘技术与知识图谱可视化手段，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领域进行图景呈现，主要包括研究热点、前沿领域、研究方法、研究队伍和引文情况。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范畴集中在社区服务、社区民主、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四个核心知识区域；研究热点包括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社会资本、居民自治、协商民主、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区文化、治理结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逐步采纳定量研究方法；研究队伍初步形成规模，高校是主要科研力量，研究个人和机构合作网络未形成；高被引文献主要集中在治理主体、治理结构以及治理模式等领域。由此，概括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态势并做出评价，以期许为后续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视野下的工会组织角色

汪杰汪锦军

2019, 35(1): 31-36.

摘要 ( 1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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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主要群团组织之一的工会组织，其组织机构健全、社会影响力广泛，在激发社会活力、整合社会力量等方面具有重要潜能和优势，是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在当前社会多元格局背景下，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多整合难题和治理碎化问题，为此，工会组织需要通过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创新，有效整合体制内外资源，实现工会组织的社会化，发挥工会组织作为枢纽型组织的引领功能，实现角色和功能的转换。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长三角大湾区研究：基于国内外比较的视角

陈建军陈怀锦刘实徐倩

2019, 35(1): 37-44.

摘要 ( 1895 )

PDF (9116KB)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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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具有全球辐射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大湾区，是新时代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布局。从既有的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看，湾区具有国际贸易的枢纽区；国际产业分工的支撑平台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控制区域；创新发展的引领区和高度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群等四大功能。对标国际大湾区，现阶段长三角浙、苏等省提出的环杭州大湾区、杭州湾区、浙江大湾区、扬子江城市群等应属于长三角局地湾区。要在长三角构建世界级的大湾区，必须以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动力，依托长三角大都市群，以局地湾区建设为突破口和中间过程，规划、构建包括上海都市圈、江苏扬子江城市群和浙江大湾区在内的长三角大湾区。在实施路径上，应以“实践创新，顶层设计，分区推动，同域整合”的方式，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双向推进长三角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

浙江省大湾区泛城市化演进及高质量转型发展

吴可人

2019, 35(1): 45-54.

摘要 ( 18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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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掘浙江省大湾区独特的区域经济空间规律并提出优化对策开展研究：采用空间基尼系数测度方法，分析得出大湾区具有城镇高密度均匀型分布的泛城市化特征；从历史地理因素、计划经济因素、出口兴起因素和外来人口因素4个方面，解释了大湾区泛城市化格局的动力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最后提出实施五重转型战略，促进大湾区经济空间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浙江实践与启示意蕴

刘淑春

2019, 35(1): 55-63.

摘要 ( 1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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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重要议题，在各地高质量发展竞标赛中，浙江实践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示范性。浙江从外部倒逼转向内生驱动、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先行先富转向共赢发展、从发展优先转向绿色优先、从开放大省转向开放强省，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但同时也碰到发展瓶颈，供需之间不够平衡不够匹配，传统动能与新动能接续转换不够紧密，打赢金融风险攻坚战也面临一定挑战。建议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淡化速度标准、注重结构标准，弱化数量标准、突出质量标准，大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建立结构调整、动能转换以及制度变迁协同推进的动力机制和现代化经济体系。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思想意蕴分析

马峰

2019, 35(1): 64-70.

摘要 ( 18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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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重要标志。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摸索和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治国理政新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国家治理思想，实现了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全新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在实践中实现了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融合，局部治理与全局治理融合，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融合，构成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思想意蕴，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具体结合新成果在国家治理领域的重要体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引导——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董明

2019, 35(1): 71-81.

摘要 ( 18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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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其中变化最大亦堪称最成功的增量事件，非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莫属。其重大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的显性贡献，还体现在由此带给整个社会诸层面的结构性变化。这离不开非公经济人士与国家层面间的有效互动，其中的重要维度就反映在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总的说，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居主导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存在若干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非公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如何理解并恰当处理我国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已是一个亟待再考量的重要课题。本文选择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其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的二维合法性机制为分析框架，试图对新时代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引导做一些再思考，以期对推进实践发展有所贡献。

城市权利的解锁——基于乡村振兴的视角

姚尚建

2019, 35(1): 82-88.

摘要 ( 1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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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同样伴随着乡村发展的任务。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是封闭进行的，是通过权利差距的确认进行的，这一差距日益受到思想和制度的双重挑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推进的市领导县体制，形成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城市型政区特征，在市-县-镇-村的政治格局中，隐藏着工-农-工-农的内在逻辑冲突，正是这些充满冲突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为后来的农民城市身份的获得与城市权利的解锁提供了路径，同时在权利平等的前提下，乡村也可以成为城市权利实现的重要场所。

政府与商会关系的理论进路与政策演化

徐越倩楼鑫鑫

2019, 35(1): 89-96.

摘要 (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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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开启了政商关系发展的新进程。政府与商会的关系是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理解政府与商会关系的政策演变及其内在逻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政府与商会的关系实质是国家治理方式的缩影，是政治经济关系，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叙事。通过目前关于政府和商会关系的研究的总结，发现政府与商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会发展合法性研究、政府与商会边界问题研究、政府与商会互动形态研究三个层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出台的有关商会发展的政策文件的梳理，认为我国政府与商会关系发展和政策演化经历了以“限制管控—规范管理—指导监管—互动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四个阶段。

中欧班列的市场结构、福利分析与策略选择

杨志文

2019, 35(1): 97-103.

摘要 ( 17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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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2013-2017年中欧班列市场的赫尔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对中欧班列市场结构的动态变化进行了测度，并探究了地方政府力量尤其是运价补贴这一措施的重要影响。对地方政府给予当地开行的中欧班列运价补贴的社会福利损益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在现阶段要尽量减少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应努力提高中欧班列运行的供给价格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为此，须大力破解中欧班列运行中所面临的诸多难题，降低各种显性和隐性成本，提升班列的市场化竞争能力和水平，依靠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综合化的高附加值服务增强其吸引力和议价能力，降低对政府运价补贴的依赖性。

“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民众的幸福感——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柳建坤

2019, 35(1): 104-113.

摘要 ( 2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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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根据中国各省份的反腐工作构造准自然实验设计，并结合CGSS2010、2015两期调查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来考察反腐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政策效应评估，获得以下研究发现：（1）进行反腐能够显著提升该省份当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反腐力度越大，所产生的幸福激励效应越强；（3）从群体差异来看，反腐对提升弱势阶层幸福感的作用要大于优势阶层。本研究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产生了积极的社会福利效应，巩固了国家治理的民意基础，在政策层面，本文提出应从重塑地方经济政治体制和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推进反腐工作的策略支点。

慈孝文化的现代困境与实践转型：浙江“慈孝仙居”的经验表达

屈群苹

2019, 35(1): 114-121.

摘要 ( 1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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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慈子孝是维系传统农业社会“家国同构”型社会结构的道德力量，基于家庭伦理的道德维系力和社会关联性使其具有重要的社会治理和秩序均衡功能面向。伴随现代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慈孝风尚呈现存在基础逐渐丧失、伦理价值面临失范风险与慈孝功能发挥的多元替代等现代困境。浙江仙居县以制度化方式推动的慈孝风尚建设和传统慈孝伦理的现代改造，不仅重新唤起慈孝文化的乡土意蕴，而且带来家庭和谐关系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慈孝仙居”的地方化实践，不但有力实现了慈孝风尚的现代转型，而且为传统文化融入社会治理格局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地方经验。

承认规则与良法之治

汪雄

2019, 35(1): 122-128.

摘要 ( 2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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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哈特的理论，承认规则是判断法律是否有效的标准，所有经它识别出来的法律都具有约束力，应该被普遍遵守，这是良法之治的第一个前提。此外，基于相互回应的理论，只要承认规则回应了这个社会的正当需求，社会成员就应出于正当理由而回应承认规则，这个正当理由保证了承认规则所识别出来的法律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正当的、良善的，这是良法之治的第二个前提。所以，承认规则不仅保证了法律的有效性，而且也保证了良善性，这符合亚里士多德对良法之治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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