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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35卷 第3期 刊出日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论改革开放与人的发展的历史逻辑
韩庆祥
2019, 35(3): 5-1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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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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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改革开放与人”是一个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重大问题,具体展开来说,就是“改革开放与人的发展的历史逻辑”。从历史发展的动态来讲,也就其一般性而言,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动能相对不足的历史时刻,相对注重“解放人”。而当一个社会的发展相对处于失序的时候,往往注重“约束人”,这里所讲的“约束”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讲的是人受所规定的“东西”如法律、道德、政治纪律的制约和规范。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的,不可将其绝对化。当今,最为关键的一个哲学问题,就是运用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解放人和约束人之间的关系,这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运。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逻辑
毛升
2019, 35(3): 12-1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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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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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都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有着深厚的现实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因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判断的主要根据。从这四重逻辑出发,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浙江现象与经验
海洋强省建设的浙江实践与经验
谢慧明 马捷
2019, 35(3): 19-2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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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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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浙江海洋强省建设经历了从海洋经济大省到海洋经济强省再到海洋强省的阶段性战略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积极发展渔业等优势产业,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建立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推进海洋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港航空间布局,构建一体化海洋经略模式;积极变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创新海洋发展双驱机制;积极谋划推进一批重大战略,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打造建设系列平台项目。浙江海洋强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得益于始终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始终坚持海洋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始终坚持发展模式和机制的创新,始终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
乡村振兴战略下“坡地村镇”建设的浙江探索及法治深化
胡大伟
2019, 35(3): 30-3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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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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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坡地村镇”是浙江省推出的“耕地保护、生态保护、发展保障”统筹并举的土地利用试点实践,是“点状布局”综合开发低丘缓坡的创新举措,对于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中的用地难问题具有极强的示范推广价值。“坡地村镇”的深化实施会面临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的平衡与协调、不同类型土地资源“占补平衡”的整合、“征转分离”制度创新之正当性质疑等法治难题。深化推广“坡地村镇”试点实践需要立足于土地法治理论和政策演进逻辑,消解“坡地村镇”创新实践的法治困顿,完善“坡地村镇”建设的公众参与机制,健全优化“坡地村镇”项目的统筹协调体系和建设用地布局调整机制,改进土地“征转”审批法律制度。
执政党治理
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协同推进的路径思考
韩强 马金祥
2019, 35(3): 38-4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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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要促进两者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不断创新路径、明确路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注重价值理念协同、立规立法协同、组织实施协同、监督监察协同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强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重点环节、重点问题的协同,通过建立相应的冲突协调机制来化解矛盾,形成合力。加强成效协同,要以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成效促进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党建服务的体系化与乡镇治理的现代化——基于上海市金山区的经验分析
刘宗洪
2019, 35(3): 46-5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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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指城市的现代性治理,也包括乡镇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在城市化进程中,乡镇经济结构的变动、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多元人口的导入需要通过党建服务体系提高乡镇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党建服务体系一方面需要搭建党建服务的立体型平台,使之形成网络化的服务格局;另一方面需要党建服务的内容满足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之彰显多样性的服务功能。以党建服务体系推进乡镇治理的现代化,务必推进“自治、共治、德治和法治”的一体化,重实干,求实效,把实现村居民的安居乐业作为根本目标。
治理理论
间断均衡理论视角下媒体注意力与议程设置的因果关系——基于我国教育议程设置变迁的检验
曹堂哲 郝宇华
2019, 35(3): 56-6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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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国内外对媒体和议程设置之间谁因谁果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共识,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间断均衡理论认为:媒体注意力决定议程设置,且在长期历史变迁中议程设置呈间断均衡而非渐进主义的演化模式。间断均衡理论得到很多西方国家证据的支持,其是否同样适用于政治、社会制度与西方不同的中国呢?本文在间断均衡理论框架下,以我国教育议程设置变迁为例,选取《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关于教育的新闻报道数量和《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普通教育年鉴》《中国年鉴》《教育大事记》中关于教育的政策数量,对媒体注意力和政策议程进行了定量操作化,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AR回归分析和比较峰度分析,定量地对间断均衡理论的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间断均衡理论中关于媒体注意力与议程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适合中国,但议程设置的长期演变符合间断均衡模式,且议程设置与媒体注意力的关系有范围限制,来源于国家层面比来源于地方层面的媒体注意力与议程设置的相关度更高;此外,相比于地方媒体,议程设置会在更长的滞后期内对来源于国家层面的媒体注意力产生显著影响。
国家治理
整体政府视角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优化研究——以支持居家养老为政策导向
陈芳芳
2019, 35(3): 68-7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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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既是现实选择,也是大势所趋。居家养老服务首先应满足经老年照护需求评估结果为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服务需求,同时,对于低保、低收入等经济困难家庭老年人的正当照护服务需求,应通过养老服务补贴等救助政策予以保障。导向并支持居家养老,是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在具体实施中,支持居家养老的政策导向效果尚不显著。在目前部门主导政策制定的现实状况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试点在基本制度设计、服务人员队伍建设、服务机构供给、政策衔接等方面,尚存在一系列缺陷。优化支持居家养老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必须引入整体政府视角,健全政策制定机制,打破部门本位和专业条线的局限,整合不同的知识体系和经验,实现信息的共享与交流,从整体层面权衡取舍,实现顶层设计与具体部门之间的紧密衔接。
官员晋升中的“非级别性台阶”研究
鲁敏 李月 赵艳霞
2019, 35(3): 79-8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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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非级别性台阶”是指在级别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能够激励官员,充当官员晋升过程中“小台阶”的各种因素,它具有非显性、随机性和弱激励性特征。归纳起来,它包括职务及官员在组织内的排位,地域及附带的经济基础,渠道和可能晋升的前景,政府层级等多种表现形式。非级别性台阶是对当代中国官员晋升部分现象的一种归纳,它是一项非正式制度,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它解决官员的流动和激励问题,为组织部门腾挪了官员调整的空间和尺度,适应了过去几十年“增量发展”的历史阶段,但在新时期其带来的组织惰性、不公平性和非规范性等已经逐步暴露出来。当前,应该注意对这项非正式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和透明化,探索对少数优秀官员尤其是级别空间高度压缩的基层官员的特殊晋升机制。
行政区划与城乡发展关联互动视角下的区划调整:理论模型及实践原则
李一
2019, 35(3): 86-9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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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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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新时代我国新发展的历史方位以及已经转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分析我国行政区划优化调整以及整个城乡发展的背景条件。本文在讨论和阐明行政区划问题之“发展本质”的基础上,着眼于行政区划与城乡发展之间的关联互动,梳理出“发展逻辑”和“行政逻辑”这两种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运行逻辑,归纳出“延后确认、实至名归型”、“事中确认、名实联动型”和“先行确认、以名引实型”行政区划调整优化的三种理论解释模型。在实践层面,针对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县区层面基层行政区划调整优化工作,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总体性原则。
社会治理
在组织结构演进中图绘合作制组织
张康之
2019, 35(3): 93-10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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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确如帕森斯所说,“组织是社会系统”,但在传统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视野中,社会系统都是被作为静态的观察和研究对象对待的。吉登斯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社会系统是一个“结构化”过程,是在结构的不断“再生产”中行进着的。也就是说,吉登斯不承认有任何稳固的结构存在,结构自身也是处在变动中的。可以认为,吉登斯的这一观点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真实情况,但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不用说稳固的结构,就是变动着的结构也是值得怀疑的。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作为社会系统的合作制组织是以“流态”的形式出现的,是一种非结构化的行动体系。虽然合作制组织是在合作场域中开展行动的,而且合作场域有着一种网络结构,但合作场域及其网络结构又不是独立于合作制组织之外的,而是内在于合作制组织的,是随着合作制组织的合作行动而发生变化的。
美国网络内容监管与治理的政策体系
刘恩东
2019, 35(3): 102-11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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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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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对互联网内容进行监管和治理的国家。在多年的不断探索中,美国政府研究制定了一套科学、成熟、完善、有效的网络内容监管与规制体系。美国网络内容监管与治理的政策理念、主要标准、组织机制、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技术监管与治理及实现和加强国际合作等六个方面,阐释了美国互联网内容监管和治理的主要做法和经验,这些做法和经验对中国网络内容监管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选择与优化——基于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反思
管素叶 谢遥 翟渊明
2019, 35(3): 112-12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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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出于对互联网特质、互联网影响力等因素的考量,互联网初创者和美国政府选择以ICANN为载体进行以多利益相关方为核心的互联网治理模式试验,对传统主权模式中的主体资格、运行规则等方面提出了挑战。但这一制度试验存在合法性缺失、虚假的代表性、片面的开放性等不足,不能够成为互联网全球治理的新模式。同时,网络的各项特质与主权也并不冲突,只有主权模式才能够真正保障并实现网络权利,并为网络技术的进一步革新提供更好的环境。但传统主权模式也需要谋求在主体、监督等方面进行改进,从而真正促成“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最大地利用和提升由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红利。
法与治理
环境污染防治与环境公益诉讼在台湾的实践——以台湾地区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定与司法实务为例
张永明
2019, 35(3): 122-12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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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
今日环境保护意识抬头,立法每赋予环境保护的主管机关各种职权,以及建立避免机关失灵的制度,均希冀藉由各方力量的努力,强化环境污染的防治能量,以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能永续存在。台湾地区除在环境开发阶段引进公民参与机制外,如废弃物清理法等环境保护法律亦增加规定,赋予受害人民与公益团体一定权利,去迫使主管机关采取行政处罚与行政执行手段,以达成清除已出现污染与重建环境的目的。当主管机关消极不行使职权时,受害人民与公益团体得经督促程序后,向行政法院起诉请求判命被告主管机关,应积极采取一定的作为。如此之立法开启司法机关对于环境主管机关,就污染个案防治之裁量权行使,进行另一种形式的事后审查,有限缩行政机关消极不行使裁量权空间的效果,但有益环境保护目的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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