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王诗宗李鹏

2019, 35(6): 5-11.

摘要 ( 7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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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政策过程中，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进行的政-社合作已成为重要的创新方向，而这类创新经常由基层或下级官员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策略所引致，因此是一种基层执行过程中的创新。对J省L县农村垃圾源头分类政策执行的研究表明，以政-社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策略实质在于，为了实现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连带关系和奖惩、激励机制的设计将各方力量整合动员到政策过程中，并通过身份构建将各方利益主体的行为和认知合理化。目标约束下基层政策执行中创新策略，使得执行者能够自主地建构公民的社会身份，进而影响其行为，巩固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并将公民纳入到政策执行的链条中，从而实现政策目标。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分析

孟天广王翔

2019, 35(6): 12-23.

摘要 ( 76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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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以裁判文书网公开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为研究对象，运用大数据方法对全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了全景式分析，考察了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设计及实施的制度逻辑。透过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本文探讨了司法渠道在调节国家社会关系时的重要价值。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粘合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非诉行政执行制度为政府与公民的冲突解决设置了“防火墙”，由于司法权的介入，使得国家社会互动中的二元结构转置为以法院为节点的三元结构，法院介入实则是行政执行权力的一次再分配，既监督了行政权力又保障了公民权利，由此防止政民利益冲突泛政治化。借助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司法渠道成为了调节国家与社会冲突的关键机制，有助于法治政府建设。

从碎片化到协同：统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协调化进路

顾建亚章迪平

2019, 35(6): 24-31.

摘要 ( 7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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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其中治理的协调化、高效化是国家统计现代化的重要表征。统计管理体制中的重叠与碎片化现象阻碍了统计工作的协调统一，体现为双重领导体制下的职权重叠交叉，高度分工下的碎片化管理与重复劳动，机构队伍建设、调查项目的冗余交叉或分散脱节，数据资料的矛盾不衔接、信息共享不到位以及“信息孤岛”等。深度协同是推进统计协调化之现实路径，需要构筑和发展政府统计跨部门协同模式，发挥统计机构的主导作用，创新优化协调机制，以进一步增强政府统计治理能力，保障统计数据的质量提升和有效利用。

新时代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的理论思考

柳宝军崔健东

2019, 35(6): 32-41.

摘要 ( 7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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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思维与系统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重要内容。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深入实施进一步彰显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系统论意蕴和系统性特征，在系统论视阈下审视全面从严治党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精髓和实践要义。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对于提高新时代管党治党水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具体实践之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依然面临着治理体系规划欠缺、参与要素协同不足、治理过程衔接不畅、治理效果集成不够等诸多现实困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主动树立系统思维，增强系统谋划和辩证思维的能力，通过顶层设计与系统规划健全全面从严治党治理体系，通过要素耦合和功能跃升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举措协同，通过过程协同与机制衔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结构优化，通过效果集成与成效转换形成全面从严治党整体合力。

西方行政理论本土化的形态与逻辑探析——以公共行政主流理论的交融与转化为例

王升平

2019, 35(6): 42-52.

摘要 ( 76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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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行政学的引进、吸收与借鉴，是改革开放以来本土行政学理论发展的助推因素之一。但本土行政学对西方理论的引鉴，并非只是进行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针对一些概念、理论、实践、方法等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本土性转化，这种转化，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等主流理论形态中，都有鲜明表现。总体来看，西方行政理论的本土转化，遵循着实践性逻辑、价值相合逻辑、创造性转化逻辑，对这三重逻辑的遵循，使本土行政学对西方理论的借鉴既做到了符合行政实践发展的需要、又规避了价值上的冲突，并促进了行政学理论的知识增量。本土行政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重视对传统行政资源的挖掘、对现实行政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与创新、对西方理论的转化三重视角。在对西方理论的转化上，要坚持辅助性原则、直接与间接相结合原则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原则，以规避理论引鉴中的风险。

新加坡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与经验借鉴

胡税根杨竞楠

2019, 35(6): 53-59.

摘要 ( 7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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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数字政府建设先后经历了信息技术普及、国家科技计划、电子政务行动计划、智慧国建设计划四个阶段。目前，新加坡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主要采取了出台数字政府领域的政策法规、建立信息化特派员数字政府管理运行制度、开发方便快捷的数字政务服务项目、推动政府大数据的开放与管理、利用物联网传感技术助力城市数字化建设、重视公民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以及打造公民参政议政的网络数字平台等措施。新加坡数字政府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构建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法规体系，建立高效完备的数字政府管理机制，注重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与政府透明度的提升，提高政府网络政务的服务质量以及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底层技术支撑。

美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研究与经验借鉴

姚水琼齐胤植

2019, 35(6): 60-65.

摘要 ( 8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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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数字政府建设经历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的克林顿政府时期、以公民为中心的电子政务战略的小布什政府时期、开放的数字政府计划的奥巴马政府时期和数字政府技术现代化法案的特朗普政府时期四个时期。目前，美国数字政府治理通过改善公民与政府的数字互动体验，提高公众对政府整体形象的满意度。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州政府正在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来改善公民生活。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智慧社会的重大国家战略部署。数字政府是纵深推进我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支撑，已成为数据治理阶段电子政务发展新趋势。现阶段，我国正处在深化政府行政改革、提高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关键期，美国数字政府治理理念及经验对我国的数字政府建设有借鉴意义。

倒逼的逻辑：浙江模式再审视

赵伟

2019, 35(6): 66-77.

摘要 ( 76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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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40年浙江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动力源自小区域，小区域的创新对各级地方政府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层层倒逼机制。民间创新不断获得各级政府的默许，恰是这种区域转型发展模式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早先的倒逼仅限于省域，后金融危机以降，倒逼在空间上发生了扩展，阿里境外上市、吉利跨国并购而后打入国内主体行业，以及民企老板“跑路”潮等等，都可视为倒逼在空间上的扩展。

激励差异、行动逻辑及作用机理：社区治理中的街道行为分析

杨佳譞孙涛

2019, 35(6): 78-84.

摘要 ( 7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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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中扮演积极建设与消极阻滞的两种角色。街道两种角色背后的行动逻辑始于基层治理创新与维持社区稳定的双向激励。采用三个街道处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案例，阐述面对两种激励及其组合构成不同结构时，街道会理性地采取干扰限制、推动创新或权宜性干预等差异化的行动逻辑完成任务。不同激励引致的差异化行动可能限制或干扰社区自治力量的发展，影响社区治理成效。为此，要改善街道的内外部激励，推动社区治理的优化。

监察体制改革视阈下的地方治理逻辑——基于地方监察委实践的实证分析（2016-2018）

于晓虹杨惠

2019, 35(6): 85-97.

摘要 ( 7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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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旨在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体系。本文立足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以来的地方实践，从实证的角度探究地方监察体制改革的治理逻辑。研究发现，试点以来，地方监察委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组织体系，在人员转隶、留置、全覆盖、司法衔接等具体实践中也体现出积极的改革回应性与相当的地方差异性。中央的顶层设计与规训和不完全信息驱动下的地方遵从是其中隐含的治理逻辑。

社会影响力债券：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

陈怡俊黄海峰

2019, 35(6): 98-107.

摘要 ( 76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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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面对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低下的问题，社会公共领域的创新治理应当融合社会维度、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的体制机制，寻求“多元主体参与、多重机制互补制衡”的协同治理改革路径。多元协同治理强调多方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竞争、社会制衡”的机制互补。在这一治理理念下，社会影响力债券可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设计的可能路径之一。它通过整合公共服务供给侧的各个运作环节，利用多元主体的角色分工，充分发挥优势互补的协同增效，对促进“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形成具有实践意义。

垃圾分类：行动困境、治理逻辑与政策路径

杨雪锋王淼峰胡群

2019, 35(6): 108-114.

摘要 ( 78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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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是现代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治理的难点问题。从我国的垃圾分类历史进程角度出发，分析垃圾治理难题产生的社会、经济及体制原因，考察当前我国各地实行垃圾分类政策的不同模式，剖析垃圾分类存在的三大行动困境及系统性失灵，在对垃圾属性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垃圾治理的制度-经济-技术叠加逻辑，基于系统思维推动垃圾管理向垃圾治理转变，构建现代化垃圾治理政策体系。

谁来振兴乡村？——乡村振兴人力资源支撑体系的构建

石洪斌

2019, 35(6): 115-121.

摘要 ( 78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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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中国全面发展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其根本目标应在于解决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就是要打造乡村发展的内生力量、形成乡村发展的内生机制。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等高质量人力资源从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乡村人口数量减少，结构恶化。究其原因在于城市化、工业化主导的发展模式导致乡村发展机制弱化，乡村人力资本回报低、产业升级缓慢导致人才吸纳能力弱。同时，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出，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出又进一步导致乡村发展失能，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一系列难题，为农业发展带来隐患。面对乡村人力资源现状，仅仅是简单地通过乡村建设吸引乡村外出人口回归乡村或“返乡创业”难以为功，需要系统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力资源支撑体系：构建乡村发展新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打造宜业乡村；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宜居乡村；形成城乡一体化的人才市场，推动人力资源的城乡双向流动和建立灵活的人才制度，服务乡村振兴。

“隐匿”的治理——人民法院非正式机构及其运作机制

张文波

2019, 35(6): 122-128.

摘要 ( 7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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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设立的各类领导小组及其运作模式，以超常规的动员手段和高度一体的行动结构打破了司法场域的常规治理秩序，在人民法院进行政治动员、资源整合、司法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进而形成常规治理与非正式治理并重的二元司法模式。一方面，人民法院各类非正式机构以卡理斯玛式的政治权威与“运动式”的治理技术，弥补了法院常设机构治理手段的匮乏，并激活了司法场域中的权力再生产机制；另一方面，过密型的权力关系网络和叠床架屋式的机构设置，也导致司法治理容易陷入“组织空转”的困境。因此，司法场域中非常态的治理方式应纳入“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逻辑之中，以避免过于强势的权力话语吞噬司法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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