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郁建兴；涂怡欣；吴超

2020, 36(1): 5-15.

摘要 ( 15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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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医疗服务的兴起是近年来国际医改最为显著的发展趋势和重要内容。构建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的关键在于加强初级卫生保健，我国2009年新医改提出的“强基层”战略与之高度契合。县域医共体建设已被实践证明是走出基层医疗卫生发展困境，促进分级诊疗、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的可行方案。本文对安徽、山西和浙江三省县域医共体建设的制度设计、政策效应及实践经验进行了刻画和总结，并提出了县域医共体建设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对之道。

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路径分析

沈永东；应新安

2020, 36(1): 16-23.

摘要 ( 15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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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商会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大都关注行业协会商会的经济服务功能或从现象出发描述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而较少从理论视角去构建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机制。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与自主治理理论提出了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路径与机制的分析框架：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管理的辅助机制、参与社会自治的补充机制与参与社会共治的协同机制。通过对温州市行业协会商会案例的考察发现，温州商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安全生产等社会管理事项，开展行业自律、助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参与环境自治等社会自治领域，以及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培养社会人才充分就业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等社会共治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实践。为了更好地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党委与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行业协会商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多元化角色，同时要赋权赋能行业协会商会以增强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从内嵌到共生：后脱钩时代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新框架

罗文恩；王利君

2020, 36(1): 24-32.

摘要 ( 1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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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会共生”是脱钩改革之后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的一种可能形式。在政会共生模式下行业协会的角色定位、组织功能、内部治理、收入来源以及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均与当下主流观点存在明显差别。政会共生关系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政府与行业协会在推动当地产业发展方面利益契合；政府与行业协会在达成目标过程中双向依赖；双方确立制度化的长期合作关系。政会共生关系的建立并非易事，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有为政府的角色预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普及、行业协会发展成熟以及行业协会拥有高自主性。近年来深圳市福田区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会共生的雏形。

新型政会关系中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过程模型

赵晓翠；周俊

2020, 36(1): 33-42.

摘要 ( 1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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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脱钩改革带来政会关系变化，促使行业协会商会进行组织转型。对上海市A区行业协会商会的扎根分析发现：政策变化与资源困境是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两大动因，组织转型的举措包括制定发展计划、进行财务审查和咨询外部专家，组织转型的成效主要体现为组织结构更加完备、管理制度更加健全、专职工作人员更加专业、服务更加多元和精细。基于此构建了新型政会关系中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过程模型，以期为行业协会商会适应新环境、有效开展组织变革提供理论指导。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特征

胡惠林

2020, 36(1): 43-49.

摘要 ( 14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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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大历史和大逻辑，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而伟大发展的基本特征。70年中国文化政策发展是她的历史反映和记录。与之相对应，作为她的精神反映和记录，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文化治理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培育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能力基础、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提高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能力结构和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实现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健全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规则

韩强

2020, 36(1): 50-51.

摘要 ( 1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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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了需要坚持和完善的六个方面的党的领导制度，并把制度完善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是，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构建中，基本规则的缺失是一个明显不足。对此，要正确认识健全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基本规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明确健全完善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基本规则的主要思路，着重围绕信息公开规则、调查研究规则、党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决策规则和责任规则进行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基本规则的构建，使规则作为配套党内法规在党的领导中发挥应有作用。

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自我调适—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苑春荟；燕阳

2020, 36(1): 57-68.

摘要 ( 1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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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利用内容分析法全面展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的最新治理实践。中央环保督察的启动是中央政府对压力型环境治理实践中失衡的央地关系、府际关系和政社关系的主动调适，并试图消解因上述关系失衡可能引致的合法性风险。环保督察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环保压力的再传导，并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来塑造其对环境治理的长期偏好，另一方面也通过建立督查信息链改善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环保督察内生于压力型体制，因而其领导、组织和运行的微观机制还无法摆脱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特点：复杂繁重的环境治理任务呼唤进一步完善以法治化为核心的常规治理，但替代性治理机制的匮乏使中央在短期内仍需借助高规格的环保督察来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常规治理。

对口支援与区域均衡：政策、效果及解释——基于8对支援关系1996-2017年数据的考察

赵晖；谭书先

2020, 36(1): 69-81.

摘要 ( 1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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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是在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萌芽、发展和不断完善的由中央政府动员地方政府实施的区域援助政策，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凸显了这一长期隐匿在国家治理光谱后的政策存在。通过对“对口支援”作用机制的分析，基于1996-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对口支援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研究发现：对口支援通过支援省政府能力人为定向外溢到受援省，推动了受援省各项事业的发展；不过仅依靠对口支援很难达到区域的均衡发展；支援效果在不同的对口关系中存在较大差异，受援省与支援省之间的差距在不同的对口关系中也有一定的区别。故而，对口支援需要着力提高受援省政府的自我治理能力，区域均衡还有赖于中央政府更为科学的治理策略。

长三角雾霾污染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兼论多方主体利益诉求下地方政府雾霾治理行为选择

宁自军；隗斌贤；刘晓红

2020, 36(1): 82-92.

摘要 ( 1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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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Theil指数、莫兰指数、Kendall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长三角都市圈城市群2014-2017年PM2.5的时空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后发现，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持续得以改善，但呈现“北高南低”“冬高夏低”的时空差异特征，地区差异呈缩小态势，区域PM2.5污染呈现明显的“U”型曲线。同时大气污染季节变动呈高度一致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关系，各城市雾霾污染的空间分布具有邻域之间的空间关联结构。由于区域雾霾污染呈现多种污染源耦合构成的复合污染态势，并且区域内各省市具有地方性污染特征，加上雾霾污染治理中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这就要求针对污染源种类制定精细化的雾霾防治政策，实现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规政策的互补，并基于合作博弈选择逻辑从整个社会的利益出发，使治理法规政策体现制度性、公平性和合理性。

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动力变革和路径优化研究

黎晓春；常敏

2020, 36(1): 93-99.

摘要 ( 1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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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各创新型城市着力培育的对象，同时也构成城市创新发展最为关键的变量。在数字经济驱动下，由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空间、创新机制、创新文化构成的创新型城市发展动力系统正在发生变革。相应的发展路径得以优化，全域创新理念推动创新型城市耦合发展，全域创新生态的构建驱动创新型城市协同发展，局部创新突破带动了创新型城市整体发展。在具体对策选择上，应坚持产业引领城市创新、着力打造全域性创新平台、构筑数字经济与创新型城市发展“共同体”、全力打造数字经济条件下创新型城市长远核心竞争力。

电信网络诈骗协同治理的制度逻辑

孙少石

2020, 36(1): 100-113.

摘要 ( 1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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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的改造下，传统犯罪出现了向网络迁移的趋势，电信网络诈骗是其中突出的一类犯罪，成为新的社会治理难题。长期以来，诈骗犯在无远弗届的网络空间实现大规模协作，而各地的公安或政府却受制于“以块为主”的体制，只能立足于属地独自为战，这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反而内耗不断。从全局层面统合资源以缓和这一矛盾，成为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对策思路，协同治理应运而生。中央布局、系统联动、社会参与的多层次、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模式，提供了打击、治理网络犯罪的中国经验，从中可以透视国家自我调整以适应网络时代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新型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主要特征及实现机制

扈映

2020, 36(1): 114-120.

摘要 ( 17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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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曾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统”的层面一直没有找到十分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浙江省一个海岛村庄以“统一规划、能人牵头、适度规模”为特色的土地（养殖塘）租赁经营模式的分析表明，新形势下双层经营体制已经突破了“集体——农户”的简单格局。另外，农村社区自主决定内部经济事务的权利，连带强化了村社的自主治理能力。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关键：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土地制度、确保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充分发挥当地农民的资源禀赋优势。

国际竞争语境下智能化平台的治理结构

郑戈

2020, 36(1): 121-128.

摘要 ( 1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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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工智能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的理解要走出具象化、拟人化的误区。遍布于操作系统、搜索引擎、交易平台、社交平台和订制新闻平台之中的机器学习算法才是对社会关系和相应的法律关系冲击最大的人工智能形态。智能化平台的涌现，一方面带来了新的国家安全和主权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公私关系以及防卫国家权力的权利保障机制面临着挑战。本文从安全、发展、创新与个人权利三个维度及其相关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智能化平台的治理结构，为比较、理解和评价智能化平台的法治化路径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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