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何艳玲；周寒

2020, 36(4): 5-19.

摘要 ( 1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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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集聚特质以及优质空间的稀缺使其更容易积聚资本。基于此，集聚与拥挤、积累与不均衡构成了城市的双重张力，即资本对特定城市空间的控制在强化集聚规模效应的同时，加深了城市发展的不均衡，并呈现出全球扩张之势。而全球体系下资本、技术的非边界化、流动性与城市性的契合，重构着城市发展的空间形态和策略选择，也加剧了城市发展的极化和个体的脆弱，即城市风险特别是治理风险的加深。因此，指向城市秩序和风险规避的城市治理转型不仅是一种价值选择，更需要重塑治理过程，寻求基于人的多重属性的制度设计和结构安排。

绿色发展的中国经验及未来展望

沈满洪

2020, 36(4): 20-26.

摘要 ( 17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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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黑色增长范式的变革。深绿色发展是绿色发展的高级形态。当前，中国已进入生态环境安全等低层次需要与生态环境审美、生态环境民主等高层次需要并存，以及浅绿色发展与深绿色发展并存的阶段。浙江省绿色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以浙江省绿色发展为代表的中国经验主要包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接力棒”精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优先论；坚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惠民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论；坚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的生态治理论。面向未来，深入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生态文化普及化、生态产业主导化、生态消费时尚化、生态资源经济化、生态环境景观化、生态城乡特色化、生态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等战略。

从浙江经验和历史语境看“两山”理念：乡村振兴的治理方向

包大为

2020, 36(4): 27-33.

摘要 ( 14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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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是“两山”理念的历史语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落脚点，是打造美丽中国的重要实践载体。要正确和全面地理解“两山”理念，必须回到“三农”工作这一最初的理论指向。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通过对乡村治理的具体问题的科学研判，揭示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指出了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破局之路。“两山”理念具有鲜明的问题指向和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成果，在指导乡村治理和生态治理实践中取得了斐然成效。因此，“两山”理念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个工作原则，是衔接起美好生活和文明永续发展的理论线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李宏伟；薄凡

2020, 36(4): 34-42.

摘要 ( 1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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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践行“两山”理念，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剖析了生态产品的形成机理和价值特性，区分了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其次，基于（准）公共产品视角，探究了生态产品的供给方式；进而从生产、交换、消费、分配各环节上，探讨了各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性诉求，认为生态产品市场价值依赖于市场交易手段实现，生态产品非市场价值则通过附着在物质产品之上或生态补偿手段实现；在此基础上，从产权管理、价值核算、生态产业化运营和资本化运作、多元化生态补偿等方面提出生态产品实现机制和制度保障。最后，针对制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障碍，以丽水生态补偿和南平生态银行为例，探讨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可行路径和改进方向。

浙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基于耦合理论的实证分析

俞云峰；张鹰

2020, 36(4): 43-49.

摘要 ( 16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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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推进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路径，在阐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两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浙江省2001年至2017年指标数据为样本，对两者的耦合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存在协整关系，在长期均衡条件下，乡村振兴指数水平每提高1%时，新型城镇化指数水平就会提高09414%,两者具有长期协同性。2004年之前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处于失调状态，2005年至2010年处于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演变过程中，2014年之后两个子系统处于高强度优质协调的理想状态，浙江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社会网络视域下乡贤与乡村治理——以浙江上虞为例

宋哲仁；陈秋强

2020, 36(4): 50-58.

摘要 ( 16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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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城乡相对均衡发展，避免乡村精神文化缺失和治理资源匮乏的农村“空心化”是当今乡村治理面临的难题。以乡贤为主体的社会网络作为地方政府和乡村社会的“中介”，代表着地方政府重新构建乡村治理网络的一种尝试。对于乡贤网络的阶段性构建，政府与乡贤组织的渐进性互嵌合作模式卓有成效，并且与时俱进创新实践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体系，乡贤更直接成为“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补充，通过制度安排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有效助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值得重视的是，乡贤社会网络能否成为乡村治理新的社会基础，一个关键就是看乡贤间合作互动，尤其是外地乡贤与本地乡贤，以及乡镇和村际间的乡贤的合作互动是否常态化，是否能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新基建背景下的数据治理体系研究——以数据生命周期为总线的治理

刘露；杨晓雷

2020, 36(4): 59-66.

摘要 ( 1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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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新基建发展的“土壤”，共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产业间数据的密切交互，也带来了海量化、耦合化的数据形态，传统“囚笼式”的数据规制方式已无法满足新基建数据动态发展的需要。结合对数据治理现状的多角度分析，本文提出以数据生命周期作为主线的治理框架，通过数据生命周期穿透各个治理环节，提炼出数据的共性价值，为治理提供合理有效的规制路径。还结合法律政策与技术规范，对数据的来源、传输、存储、加工、应用和清理等六大数据生命周期的环节进行具体论述，并针对每一环节提出治理重点和治理思路。

治理效能提升视阈下公民参与治理创新的制度化之路——基于南京市机关作风群众评议18年演变历程的分析

秦晓蕾；李延伟

2020, 36(4): 67-76.

摘要 ( 1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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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往往是地方政府针对回应公众意愿、解决公共事务发现的新需求新问题，通过改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而进行创新性改革。成功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只有进行制度化以后才能更好地提升地方治理效能，发挥制度优势实现治理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系统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学者们认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制度化不仅提升了结构稳定性和持久性，还是一套认知模式和角色关系逻辑形成并稳定的过程。本研究基于前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公民参与治理创新的制度化之路进行实证研究，创新性地从结构制度化和角色关系制度化两个层面，以南京市机关作风群众评议18年发展历程为例，深入剖析从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编织进正式官僚体制的制度化实现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公民参与地方治理创新通过制度结构和角色关系的高度稳定化实现了制度化，不断提升的群众满意度验证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的结论，同时制度化也成为地方政府治理效能在曲折中不断提升的过程，最后对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制度化后可能出现的潜在危机进行了讨论。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虚拟社群参与——基于对城市更新中虚拟社群的考察

李振锋；张弛

2020, 36(4): 77-87.

摘要 ( 1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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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更新作为城市社区治理的一种形式，是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集中体现。大栅栏街道杨梅竹斜街旧城更新是北京市文保区社区治理的新探索，采取与以往街区治理不同的腾退开发模式，更新区域的居民既可以自愿选择继续居住在原有的生活空间，也可以选择接受腾退补偿，包括货币补偿或定向安置房补偿。社区居民为了在治理更新中获取更大的补偿收益，利用博客空间作为社交媒介和信息载体，发起和组织社区内的虚拟社群，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作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虚拟社群有着不同于实体组织的运作逻辑，对虚拟社群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有助于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支撑作用，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利益表达机制及其完善

高秦伟

2020, 36(4): 88-98.

摘要 ( 15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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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建设面临利益主体不断多元化、利益关系持续复杂化、新社会要素形成及新旧要素冲突的状态，及时有效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是建成法治政府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基础性工作与最终性目标。有必要对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利益表达机制之构建实践及其课题加以总结，同时结合新时代要求，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完备的利益综合措施、有效的利益反馈方式。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就在于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利益的问题，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需要对科学与民意、法治与民主的关系以及相互作用作深入探讨，对公众参与形式、程度以及利益表达的系统化、组织化问题加以关注。

法治政府与行政诉讼中的权利保护

赵宏

2020, 36(4): 99-109.

摘要 ( 1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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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与行政诉讼制度的体系建构和效用发挥密切相关。在行政诉讼制度的目标设定中，权利救济被置于首位。近年来，我国行政诉讼在权利保障方面做了诸多调试，而这些调试又主要聚焦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变迁问题上。从相对粗旷的“利害关系”再到目前行政审判中所纳入的“主观公权利”概念和保护规范理论，完整的、教义化的公法权利观也在我国行政实体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初露端倪。而这些制度和教义的发展最终都有助于法治政府维权目标的真正实现。

裕民富国而非富国裕民——重读斯密《国富论》

赵伟

2020, 36(4): 110-118.

摘要 ( 16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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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思想具有跨时代的穿透力，读来具有启智与启示的双重效果，是专业经济学人和勤于思考的非专业人员的必读物。阅读该书可以开篇所提的六个问题为基本线索，将这些问题作为相对独立的论题，而后综合起来去思考。六个论题分别为分工论、分配论、资本论、经济政策论、经济学说论和财政论。每个论题自成体系，合起来构成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后世衍生的众多经济学分支，皆可从这个体系中找到理论源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裕民富国，唯有裕民方能富国，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国富论》的启智与启示意义兼具，启智是就其对我们的学术情怀和思考问题的逻辑训练而言的，启示则是对我们审视现实，提出裕民富国的政策设计而言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研究趋势与评述

阳盛益；张瑶

2020, 36(4): 119-128.

摘要 ( 15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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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浙江、燎原于全国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本文以2017-2019年中国知网（CNKI）发表的870余篇文献及相关著作进行数据处理和内容挖掘，梳理了3年来围绕“最多跑一次”改革研究的文献走势、学术热点和研究力量分布，发现已有文献主要围绕“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核心理念、演进逻辑、理论基础、地方实践与经验、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等主题展开研究。随着“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政府部门的纵深拓展和向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广度扩展，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结合实践，直面改革在纵深与广度上存在的问题，同时加强理论分析与凝练，为全球公共治理变革提供更好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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