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

陈丽君, 郁建兴, 徐铱娜

2021, 37(4): 5-16.

摘要 ( 2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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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对于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与评估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在总结认知分歧和借鉴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特征为逻辑起点,精准识别影响共同富裕进程的重要因素,确定以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作为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并基于当前中国各地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开发了二级和三级指标。同时,基于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测算了各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及其关联度,形成各指标权重,构建了包含3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81项三级指标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这一指数模型有助于多维度、多主体、多视角评价各地共同富裕建设进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事业探路。

百年党章发展演进与依章治党

刘红凛, 蒋英勃

2021, 37(4): 17-27.

摘要 ( 1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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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党章发展演进,基本上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会修改完善党章;其中,中共二大党章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党章,七大党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完善成熟的一部党章,八大党章是全面执政以后第一部内容比较完备的党章,十二大党章确立了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遵循与基本内容,十九大党章确立了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遵循。从百年党章发展演进中可得出三点基本启示:无论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还是新时代,党章都是管党治党的根本依据,依章治党始终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与基本模式;党章的发展变化,是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党的建设的主线,也是把握百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主旋律”;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中心任务的发展变化是推动党章修改的内在动因,也是观察分析党章发展变化的基本点;无论是制度治党还是依规治党,都是建立在依章治党基础之上,全面依章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

中国共产党百年纪检监察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与基本经验

唐皇凤, 杨洁

2021, 37(4): 28-37.

摘要 ( 2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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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纪检监察体制的核心环节,领导体制在中国特色的纪检监察工作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从根本上决定着纪检监察工作的效能。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积极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汲取历史智慧,始终立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现实需要,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百年纪检监察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表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根本政治原则,持续强化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垂直领导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演变的基本方向,健全派驻领导体制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扎实推进纪检监察法规制度建设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既是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永葆生机的动力源泉,也是新时代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方略。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模式:基于公私合作视角的对比研究

郑跃平, 杨学敏, 甘泉, 刘佳怡

2021, 37(4): 38-50.

摘要 ( 1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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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各地政府纷纷与企业开展公私合作,探索如何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来改善政务服务、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推动政府“整体智治”。这些探索赋予了“数字政府”新的内涵,而不同地方政府在建设数字政府过程中也选择了差异化的思路和模式。为更好地理解这些建设模式,从公私合作视角出发,选取数字政府建设10个代表性省份和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资源依赖理论和平台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将这些代表性省份和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划分为三类模式:平台垄断模式、服务交付模式和内部管理模式。在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先行先试,并赋予其自主性来探索数字政府建设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各地方政府自身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资源依赖程度成为影响其数字政府建设模式选择的核心因素,也使得数字政府建设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呈现出显著分化,集中体现在决策权、正式与非正式规制权和所有权等三个维度的权力分配差异,由此形成更具适应性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

基层协商中的空间维度初探

谈火生

2021, 37(4): 51-60.

摘要 ( 1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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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是近年来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将空间维度引入基层协商研究,考察“协商空间”的可能性及其运行条件,有助于深化对于基层协商的认识。首先,社区规模是影响基层协商的重要因素,根据社区规模合理划分协商单元、选择适当的协商形式是基层协商有效开展的前提。其次,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社会信任和各方所信赖的权威有助于协商空间的建构;而实名制、礼仪和网络协商规则有助于网络协商空间的健康发展。最后,协商场所的空间布局和仪式、象征的植入可以帮助协商参与者完成角色的转换并强化其对协商规则的认知和内化,从而为基层协商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形势、长期发展战略与治理策略

王军, 张露

2021, 37(4): 61-70.

摘要 ( 10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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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估计并研判当前和未来人口形势,选择正确的人口长期发展战略,是进行有效人口治理、不断优化人口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基于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和近年来人口政策调整实践,对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形势、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与人口治理策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低生育形势较为严峻,不仅实现低生育水平已近30年,而且未来无论是人口负增长还是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尽管低生育形势日趋明显,但人们对于低生育形势的认识因各自秉持的人口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这一差异也导致了有关人口治理和人口政策优化方案的不同主张。本研究认为要在坚决拒绝主张人口大幅削减的人口负增长战略基础上,分别通过实施缓解性和适应性的人口政策,千方百计提升当前过低的生育水平,同时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重构来适应未来人口发展和变动趋势。

新时代赋能基层治理的地方政协探索——基于浙江“请你来协商”实践的分析

董明

2021, 37(4): 71-81.

摘要 ( 1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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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七种协商民主渠道中,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实践推进相对最显著,而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新时代,两种协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又有较清晰的互补性。浙江省政协在基层推进的“请你来协商”创新实践,是推动两种协商实现互补的有益探索,迄今已取得较显见的初步成效。文章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对其取得成效的内在机理予以解析,并提出,在当前浙江省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寄望其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努力中,倘若坚持从协商民主“公共性”特质出发不断创新,该实践有望成为展示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经验支撑。

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模式——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

沈永东, 陈天慧

2021, 37(4): 82-89.

摘要 ( 16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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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已有研究大都关注多元主体在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与社群机制中的治理行为与治理成效,而较少对多种治理机制如何互补协同构建起共治模式进行探究。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和合作治理理论,本文提出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模式可以分为补缺模式、协同模式与替代模式。通过对宁波市鄞州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研究发现,补缺模式有效盘活了志愿者群体、社区原住民等社会资本力量,在社会自治领域激发群体活力;协同模式有效聚合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在社会共治领域协同多元主体应对网络治理与统战新形势;替代模式有效促进了基层社会组织在社群的竞争与合作中共同成长,在社会共治与社会管理领域发挥更好效能。

“行业熟悉社会”的内部性问题及监管优化研究——以能源监管腐败为例

郭剑鸣, 刘洁

2021, 37(4): 90-98.

摘要 ( 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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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狭隘的分行业监管体系容易使监管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存在紧密的利益依存关系,并逐渐形成内循环的“行业熟悉社会”。这一结构特征在能源行业尤为突出,也是能源行业监管合谋、失效和腐败多发的体制性因素。因此,在行业监管中,应该通过集成化、扁平化的结构再造,促进多行业监管干部轮换和跨界、异地交流任职,杜绝监管干部在监管机构和被监管产业间的交叉任职,更多采取飞行监管、智慧监管等监管优化措施打破监管者与监管对象间的“熟悉社会”生态,斩断行业内部熟悉关系的链条。

NGO贪腐何以发生?——基于十二个典型案例的比较验证分析

韩艺, 高天, 张瑞

2021, 37(4): 99-110.

摘要 ( 1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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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NGO贪腐丑闻屡见报端,关于贪腐的发生虽有多种解释但缺少实证检验和整合性的解释框架。为此,对现有研究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提炼出“外部防控-内部廉能-制度规束”3层涉及政府监管、第三方评估、媒体披露、公众参与、企业监督、廉洁自律建设、公益能力建设、制度健全度、制度执行力等9大致腐因子。基于所选取的12个NGO贪腐典型案例,辅之以媒体关于NGO贪腐的报道、调研访谈,对9大因子进行验证,均被证实的同时,还发现“上级NGO监管不力”和“慈善认知偏差”两个新的但仍可归属为9大因子类别的因子表现。在此基础上,构建起“NGO贪腐肇因解释框架”并形塑NGO贪腐防控治理机制:从长远看需要针对9大致腐因子多管齐下,构建起有效的防控治理机制。但鉴于因子类型的“固化性”不同,应采取分步实施,先易后难的治理策略。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基于宅基地改革视角的实证分析

庞亚君

2021, 37(4): 111-117.

摘要 ( 8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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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薄弱环节,农村宅基地作为乡村治理的“短板”“枢纽”和“利器”,对撬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基于浙江义乌和德清、江西余江、陕西高陵等全国宅基地改革试点实践,从三权分置、扁平管理、有偿使用、扩展权能等维度,对宅基地改革推动乡村治理权力、能力、实力、活力进行实证分析,并围绕扩大试点范围、集体土地整备、土地“三资”转化、城乡要素流动、清理遗留问题等方面,探索建立宅基地改革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长效机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动因下的修法:逻辑进路与理念重构

孙晋坤

2021, 37(4): 118-128.

摘要 ( 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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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因其对治理体系特别是法治体系的全面冲击,已成为引发法律修改的重要动因。风险社会背景下,因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业已成为社会系统治理的“常态”,探究该类特殊动因下修法实践的原理也就具有了立法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引上的一般性意义。犹如硬币之两面,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动因下的修法具有特定的条件优势,同时也存在可能的局限性。为此,修法过程应当恪守审慎立法、理性立法理念,严格剔除紧急治理价值判断和行动逻辑传导至修法过程中而造成的不当干扰,在确保对紧急治理需求有效回应之外,能够坚守法律系统在社会诸系统中稳定社会一般性预期的功能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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