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2年 第38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2-01-15
    本刊特稿
    “一张一弛之谓道”:复杂局面中的国家治理节奏
    任剑涛
    2022, 38(1):  4-15. 
    摘要 ( 1308 )   HTML ( 1063)   PDF (1196KB) ( 3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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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讲,掌握国家治理中的节奏感都是十分重要的。现代国家都处在复杂局面之中,张弛有度的国家治理节奏,全面、深刻地影响国家前途与命运。在把握社会总体周期的基础上,处在复杂局面中的国家,应当因应于社会总体态势,或强化政策力度,提高政策张力,推进国家发展;或弱化政策进取,俾使社会休养生息,保障国家生机。如果在社会需要国家强化政策力度时反应迟缓,在社会需要国家弱化政策刚性时霸王硬上弓,那么,就会导致国家治理的张弛失度,让国家治理节奏紊乱,催生国家风险与危机。这让国家治理无法保持一种适应社会周期的力度变化:要么以过度的政策强度而摧毁国家治理的正常运转机制,要么以不及的政策而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率导致国家权力瘫痪。对中国而言,这点尤为紧要。

    国家治理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看共同富裕的底层逻辑——兼论人民性建设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胡承槐
    2022, 38(1):  16-25. 
    摘要 ( 1274 )   HTML ( 371)   PDF (1048KB) ( 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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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富裕社会状态以及通向这一状态的路径是存在巨大风险的。必须指出,如果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富裕与我国共同富裕的本质区别,就极易将共同富裕与普遍富裕混为一谈,满足于将“反贫困、反不均”导向普遍富裕(包括手段和结果状态),进而不知不觉地在意识形态上犯“右”的错误;反之,如果看不到两者的共通之处,把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视其为一种绝对的排异排斥关系,则极易犯“左”的错误,阻碍反贫困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既能看到两者具有本质区别,又能看到两者包含着差异性的共通之处,才是完整的合乎事实本来面目的合理认知。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的力量在总体上处于主导的支配地位,它将通过政治的(人民国家)、经济的(公有制)、社会的(文化和道德的意识形态力量)方式或支配或节制或约束或影响资本(包括公有的、私有的)的行为方式,进而摒弃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局限性,超越普遍富裕的局限性,实现共同富裕。当然,说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将实现共同富裕,还只是从可能性上讲的,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还必须在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永不停顿地构建、孕育、发展人民性,以充盈的人民性为基础、为导向构建和发展共同富裕社会状态。

    环保督察研究专题
    区域环保督察的功能定位及制度完善
    竺效, 邱涛韬
    2022, 38(1):  26-37. 
    摘要 ( 982 )   HTML ( 45)   PDF (1205KB) ( 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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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区域环境治理需要地方政府间的密切协作,同时也离不开具有更高权威的主体的介入。作为我国的跨区域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环保督察局应当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功能缺位,长期以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在跨区域环境治理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我国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基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通过对“污染影响跨区域”和“污染源跨区域”两大类我国目前主要的跨区域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可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应当担任“监督者”而非“管理者”的角色。充分借鉴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框架,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应当通过构建跨区域环境问题的信息和线索收集机制、督促整改机制和问责启动机制实现对地方政府涉跨区域环境问题执法的有效监督,从而发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的跨区域环境治理功能。

    环保督察与空气质量改善:立足城市情境的效应异质性分析
    毛益民
    2022, 38(1):  38-49. 
    摘要 ( 965 )   HTML ( 7)   PDF (1548KB) ( 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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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于中央环保督察能否改善空气质量,尤其是其效果的可持续性,尚存在诸多争议。立足于匹配后的地级市数据评估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平均效应,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尽管在短期内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其长期效应并不显著。然而,借助基于模型的递归分解法和随机森林法进一步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存在显著的情境差异性:中央环保督察对于空气污染较重的城市具有长期改善效应,且东部城市尤为明显;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中央环保督察效应越具有长效性;政府规模和财政自主性对中央环保督察效应起到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前者的扩张会削弱长期效应,而后者的提升则会强化长期效应。揭示城市情境对督察效应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深化学界对中央环保督察长效性的条件认识,也为进一步完善该制度、提升其效能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李媛媛, 郑偲
    2022, 38(1):  50-65. 
    摘要 ( 958 )   HTML ( 144)   PDF (1237KB) ( 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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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浙江现象与经验
    “三治结合”何以得到全国性推广?——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
    胡占光
    2022, 38(1):  66-77. 
    摘要 ( 1000 )   HTML ( 6)   PDF (1907KB) ( 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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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策生成及演进过程中,政策创新扩散的持续性是关键问题,考察其引致机制、创新动力、扩散过程等议题,对理解中国政策过程有着重要作用。以浙江桐乡“三治结合”基层治理模式为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主体、客体与扩散路径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剖析“三治结合”创新与扩散的机制,研究发现:“三治结合”之所以能够持续创新与扩散,得益于政治上“合法性”,即“三治”自身具有政治渊源、法律依据、现实基础等符合中国情景的属性;除此之外,也离不开政策企业家、政策属性、府际关系等“技术性”变量。基于此,着重关注“三治结合”创新扩散的技术路线,认为政策企业家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为其提供重要动力与保障;政策属性高兼容性、低成本性,影响政策扩散的规模与范围;中央政府纵向政策吸纳与同级政府横向考察学习对其全国性推广起着关键性作用。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虚拟社区意识、使用行为与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
    翁士洪, 周含笑
    2022, 38(1):  79-92. 
    摘要 ( 950 )   HTML ( 5)   PDF (1245KB) ( 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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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政务是政府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如何使移动政务平台被公众接受并持续使用是政府在数字时代应关注的一个重点。采用虚拟社区意识理论(SOVC)以及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模型(UTAUT2),利用一项上海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虚拟社区意识在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中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虚拟社区意识与移动政务平台使用行为之间的直接联系是显著的,虚拟社区意识与移动政务平台持续使用意愿之间呈正相关,而移动政务平台的使用行为与持续使用意愿没有显著相关性。基于研究结果与现有的理论基础,探讨对我国移动政务建设的启示与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执政党治理
    清廉中国: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三重逻辑
    董瑛, 刘缉川
    2022, 38(1):  93-101. 
    摘要 ( 1044 )   HTML ( 7)   PDF (1050KB) ( 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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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推动反腐败斗争由“压倒性胜利”到“彻底胜利”的巩固发展,全面构建“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思想、推动一系列变革性实践,成为新时代治党反腐的重要目标遵循。“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党反腐的标志性成果和清廉中国构建的阶段性目标;全面构建“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是“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巩固发展方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更大治理成效和战略性成果;从政治、理论、数量、质量等维度厘清“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主要效能标识,明晰清廉中国的建构目标、构建步骤、构建价值和构建共同体。

    社会治理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李慧凤, 孙莎莎
    2022, 38(1):  102-113. 
    摘要 ( 1126 )   HTML ( 189)   PDF (1389KB) (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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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法与治理
    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删除消费者评价的限制
    李超
    2022, 38(1):  114-123. 
    摘要 ( 1078 )   HTML ( 155)   PDF (1062KB) ( 268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享有在特定情形下删除消费者评价的法定或约定权限,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删除与商品或服务无关的评价时,需要判断评价主体是否具有真实消费体验,评价内容是否同商品或服务相关,并对此说明理由。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删除明显违法的评价,但这并不表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擅自删除违法评价,而应通过确立善意标准限缩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删除权限。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删除侵权评价和不良评价,但应严格遵循“通知-删除”规则的基本流程,注重运用“转通知”规则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言论自由。

主办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行政学院)
主  编:严国萍
刊  期:双月刊
开  本:大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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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0571-89081390
国内统一刊号:33-1406/D
国际标准刊号:1007-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