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3年 第39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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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栏

“八八战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运用和发展

胡承槐

2023, 39(5):  4-16. 

摘要 ( 58 )   HTML ( 12)   PDF (1215KB)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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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八八战略”的解读是浙江理论界最近十几年来最大的理论热点,每年都有大量的著作、文章发表。然而,从方法论的维度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维度进行深入讨论的文章并不多见。为此,通过研究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发表的关于制定、实施“八八战略”的文章、讲话,梳理出蕴含在“八八战略”中的主体方法论、实践方法论、矛盾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分析和讨论这五大方法论的具体内容、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分析和论证“八八战略”蕴含的五大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综合运用和发展。

本刊特稿

睿智与失智:现代国家的行政智慧问题

任剑涛

2023, 39(5):  17-34. 

摘要 ( 40 )   HTML ( 13)   PDF (1107KB) (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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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的行政权或执行权,主要由依法行政的制度框架所规范,并运行于科层制之中。如果行政执行缺乏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智慧保障,其执行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为了保证行政执行的效率与效益,行政权必须达到相宜的智力与智慧水平。以科层制所具有的六大特点和三大缺陷而论,现代国家是保有起码的行政智慧的。然而,行政睿智可遇不可求;行政失智在不同程度上常常浮现。在人们的行政执行体验中,常常会遭遇范围大小、程度深浅不同的行政失智;但行政执行的必不可少,总是促使人们在触底上扬的状态中寻求行政改良的通道。

国家治理·公共政策研究专题

制度安排、回应性与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以H省政协“微建议”为中心的探讨

谈火生

2023, 39(5):  35-51. 

摘要 ( 24 )   HTML ( 7)   PDF (1279KB)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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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年委员、季常委、月主席”的现象仍然存在,如何调动政协委员的履职热情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以H省政协的“微建议”为例,探讨回应性和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来自政协组织内部、政府和被代表者的正向回应提升了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激发了他们的参与意愿。这一方面丰富了回应性理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民政协进一步深化改革,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重新理解公共政策变迁:基于危机学习的知识管理视角

文宏, 李风山

2023, 39(5):  52-65. 

摘要 ( 31 )   HTML ( 8)   PDF (1435KB)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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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公共政策变迁是政策过程研究的核心议题。已有研究提出了多源流理论、间断均衡理论和倡导联盟框架等经典解释,但相对忽略了知识管理视角下危机学习对公共政策变迁的作用机制。基于全面“禁野”政策变迁的案例,研究提出公共政策变迁的危机学习新解释:(1)焦点事件触发下的“激活机制”为危机学习打开了“机会窗口”,促进了危机情境下的知识生产,构成了政策变迁的起始条件;(2)话语争夺场域中的“演化机制”呈现出差异性的话语叙事和社会建构,本质是一种知识竞争,能够实现对政策问题的再定义;(3)领导注意力作用下的“反馈机制”促使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推动经验层面的认知判断向制度化的政策规范转变。“知识生产—知识竞争—知识转化”的危机学习过程框架有助于揭示危机学习推动政策变迁的黑箱机制,不仅丰富了公共政策变迁的解释图谱,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危机学习的研究边界。

不成比例的信息处理与议题优先权竞争——一个政府绩效指标议程的案例研究

秦晓蕾, 黄靖, 秦修军

2023, 39(5):  66-80. 

摘要 ( 17 )   HTML ( 2)   PDF (1340KB)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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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绩效指标议程是中国场景下议题优先权竞争的动态过程,各利益群体对议题优先权的激烈争夺给决策者带来了指标治理的实践困境。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政府指标治理的研究大多关注指标形成后的指标治理结果,较少从信息理论视角分析指标生产环节的动态化运行机制。本文以A省政府考核指标议程为例,发现在二元优先议题的差序格局下,由于信息处理不成比例,指标备选议程、指标确定议程和指标调整议程出现了指标入口“把关难”“确定难”和“退出难”三重困境。决策层运用指标申报制度化、指标评审制度化和指标实施效果评价制度化破解了困境,让生产出的年度指标体系成为决策层、政府部门、基层政府、专家智库和民众等各利益群体偏好达成一致的优先议题结果。本研究用决策者对信息处理的不成比例来解释指标治理过程中议题优先权竞争的内在逻辑,并为解决政府指标议程困境提供了制度性的解决对策。

执政党治理

新时代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叙事:愿景、内容与行动

范逢春

2023, 39(5):  81-94. 

摘要 ( 46 )   HTML ( 5)   PDF (1101KB)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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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理层面审视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叙事逻辑,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前沿问题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政治生态治理之所以能深入开展,与其有效的政策叙事分不开。基于“愿景—内容—行动”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政策愿景具有宏大与微观的形态、历时与共时的结构、理想与目标的功能;组织生态、廉政生态、用人生态、干事生态四个方面的政策内容,分别以“党建引领”为叙事主题、以“三不腐”为叙事主线、以“好干部标准”为叙事主旨、以“担当作为”为叙事主调;在政策行动方面,采用了“治标为主”到“标本兼治”的行为策略叙事、从“政治规范”到“心灵秩序”的行为逻辑叙事、从“单一主体”到“社会多元”的行为角色叙事。在未来,需要持续推动基层场域的“关系再造”,继续强化权力运行的制度约束,不断推动基层治理的技术赋能,进一步完善基层政治生态的政策叙事。

浙江现象与经验

客观绩效、线上服务供给与民众满意度:一项调查实验

黄飚, 张彤

2023, 39(5):  95-110. 

摘要 ( 25 )   HTML ( 6)   PDF (1455KB)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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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正从“以政府为中心”向“以民众为中心”转型,提高服务绩效成为提升民众获得感、满意度的重要途径。这也是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公共管理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高的客观绩效是否带来高的民众满意度?已有研究形成了两种竞争性观点。结合当代中国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本研究以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为语境,运用调查实验法探究客观绩效对民众满意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服务供给方式由线下转变为线上对绩效与满意度关系的型塑。研究发现,高客观绩效会带来高的民众满意度;而当政府服务供给由线下转为线上时,相同的高客观绩效并不会带来更高的民众满意度。这表明,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服务供给的客观绩效来提升民众满意度,但服务供给方式由线下转为线上,并不能自然带来满意度提升。政府需要进一步关注线上服务供给设计以真正降低使用者成本,以及线上服务供给可能加剧的满意度分布不平等问题。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的实践导向:可靠性、问责制与社会协同

周江伟, 赵瑜

2023, 39(5):  111-127. 

摘要 ( 34 )   HTML ( 3)   PDF (1184KB)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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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带来了难以避免的治理缺口。为了寻求敏捷治理,全球范围内陆续出台了一批具有“软法”性质的治理原则。通过对88份原则文本的整合与分析,聚焦其中的实践准则,研究发现在激增的文本和多元化的主张下,存在着一个公共的问题域:人工智能系统应该满足怎样的技术特性?应该如何应对技术的社会后果?应该以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展治理实践?尽管围绕这些问题不同原则的主张之间仍然存在张力,但不可否认,当下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具备共识基础的行动框架。基于文本分析,众多原则条目可以归纳为三项实践准则:可靠性原则、问责制原则和社会协同原则,它们分别回应了上述问题。其中,可靠性原则和问责制原则设定了构建符合期望的技术系统、应对技术的社会后果这两组相互补充的治理目标,而社会协同原则探讨了怎样的社会行动结构能够支持和保障这些目标的实现,三者构成了人工智能治理的行动框架。

经济与治理

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薛天航, 肖文, 许光建

2023, 39(5):  128-141. 

摘要 ( 31 )   HTML ( 7)   PDF (1369KB)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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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是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投入服务化则是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拓展的引力模型展开实证检验,分析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交互效应。研究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但与数字化贸易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展贸易时,这种促进作用被减弱;对出口增加值率进行分解发现,贸易数字化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最终品、转口贸易的中间品出口增加值率存在负向交互效应,但对直接出口的中间品、出口转内销的中间品增加值率存在正向交互效应;贸易数字化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交互效应有助于降低价格边际、提升数量边际,从而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法与治理

“包容审慎”的营商法治逻辑:法理、体系与个案

谢红星

2023, 39(5):  142-156. 

摘要 ( 30 )   HTML ( 4)   PDF (1100KB)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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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审慎”在我国首先作为一种监管执法的理念而提出,之后宣示于政策文本、转化为立法规定、延伸出清单细则,初步形成了包括政策、立法、清单在内的多层次、多领域、动态调整体系,同时政策与立法、清单与立法、不同清单之间、制度与实践之间的不一致使得“包容审慎”体系内部始终存在张力。企业是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包容审慎”融化“执法冰山”,塑造有温度的执法,缓解经济下行叠加“罚款式创收”加剧的企业困境,提振市场信心,是优化深层次营商环境的现实选择。因此我们需要克服“能处罚则处罚”的倾向,将“包容审慎”体现在每一个案件中,以此塑造具有长久生命力的营商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