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专家笔谈

王昌荣；文学国；丁祖年；马力宏；林学飞；方柏华；王祖强

2014, 30(6): 5-15.

摘要 ( 24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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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裁判原则若干问题之探讨

陈光中

2014, 30(6): 16-21.

摘要 ( 2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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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遵循的核心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诉讼证明方式的演进历经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三个阶段。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口供裁判、证据裁判精神体现到证据裁判原则确立的漫长发展之路。在我国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要做到正确理解案件事实的内涵，有效解决证人出庭问题，进一步完善口供补强证据规则，并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中国化解读。

机遇与挑战：网络舆情对我国刑事司法的影响及应对

汪海燕；董林涛

2014, 30(6): 22-28.

摘要 ( 2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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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对刑事司法的关注与参与，在发挥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与正确适用法律、实现司法公正、推动制度变革等正面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妨碍依法办案、损害司法独立与当事人权利等负面影响。对于刑事司法而言，网络舆情是一把“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当前，有必要在把握网络舆情的具体影响及路径的基础上，秉持宽容、区分的理性态度并构建合理的监管、规制机制，以期消除二者的紧张对立关系，实现二者良性互动。

公安机关防范刑讯逼供若干问题的探讨

肖沛权；马康

2014, 30(6): 29-34.

摘要 ( 2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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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范和遏制刑讯逼供是刑事司法的焦点所在。公安机关处于刑事诉讼的初始阶段，距离刑讯逼供最初发生的时间距离最近，具备防范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应当完善公安机关绩效考核机制，从宏观上搭建防范刑讯逼供的平台，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使之切实发挥遏制刑讯逼供的重要作用，并完善公安法制部门案件审核机制，有效发现并制裁刑讯逼供行为，构成公安机关防范刑讯逼供的综合体制，提升其防范刑讯逼供的能力。

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温岭市为例

郎友兴；喻冬琪

2014, 30(6): 35-44.

摘要 ( 2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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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治理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当前关于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层面的假设，缺乏实证层面的验证。文章以温岭市为例，依托中国治理评估指标，从经验层面探讨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及参与带来治理绩效的条件，从而为中国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带来启示。

复合型社会主体的实践基础和路径展望——基于对杭州新型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分析

何方

2014, 30(6): 45-51.

摘要 ( 26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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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创新，复合型社会主体的形成并运行，既是对传统治理结构困境的突破，也是对于转型期社会结构调整的积极回应。复合型社会主体主要在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社区治理、行业联盟、生态保护等“复合性”事业领域发挥作用，基于价值共识、民主协商、契约信用和复合联动而建构并运行。当前，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复合型社会主体建设作为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引导和示范意义。

改革、治理与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初探

褚国建

2014, 30(6): 52-58.

摘要 ( 27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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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建构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上的理论自觉与主体性坚持。习近平关于法治的论述通过重新梳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引入“治理现代化”的全新理念，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重要性，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法治的战略地位、全局意义、发展思路的认识。

浙江省污水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金珊；沈楠

2014, 30(6): 59-65.

摘要 ( 2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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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做出了“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重大决策部署。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特别强调，五水共治，治污先行。文章围绕治污水，全面分析了浙江水环境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提出了治污水的对策思路。总的目标定位是：消灭劣V类水体，逐步提高Ⅰ、Ⅱ、Ⅲ类水比重，争取通过十年的努力，从目前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

智慧城市与城市治理现代化——基于杭州上城区的案例分析

童潇

2014, 30(6): 66-73.

摘要 ( 28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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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治理普遍面临小政府大社会，部门工作分割、基层负担过重三大困境，制约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将智慧城市运用于社会治理创新是面向这些难题的技术创新破解。杭州市上城区是智慧城市先行者，其以“创网建台布点”为主要方案，目前已初步构筑了一套集感知层（感知终端）、物理层（四网）、应用层（六平台）为基本构架的智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系统，为基层社会治理困境提供了一套技术解决方案。基于智慧城市的社会治理创新对我们理解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但随着智慧城市创设的政策扩散，及三网融合进程的加剧，其下一步发展也可能会遇到区际间网络对接，三网整合的挑战。

吸纳·调控·合作：发展中的协同治理模式——基于杭州的案例研究

黄俊尧

2014, 30(6): 74-80.

摘要 ( 2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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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当前在同一行政与社会空间内可能并存着“吸纳”、“调控”与“合作”三种协同治理模式，它们各有特定的发生机理，也象征着权力从政府向社会的渐次转移。公共治理领域的分化、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及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协同治理模式多样化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多边规制不足、治理力量失衡、普遍信任困境则成为协同治理的制约因素。此外，全能主义与简约主义的经典框架已不足以解释多元协同的治理现象，亟需拓展性的理论思考。

论权力腐败的多维本质、显著特征及其成因

王世谊

2014, 30(6): 81-91.

摘要 ( 2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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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总是同公共权力密切相关。权力的特性决定了权力走向腐败的过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权力腐败具有一些共有的规律和新的特点。权力腐败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政治、伦理、经济、法律、文化等多维本质，权力腐败现象得以滋生和蔓延有其显著特征和严重危害性，权力腐败的产生和蔓延则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政党管理的范畴、场域和模式分析——以社会公共政治为视域

傅景亮

2014, 30(6): 92-98.

摘要 ( 26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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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管理无论在政治实践层面，还是在政治理论层面都极为重要。政党管理分析首先要确定政党的基本属性，社会团体说、国家机构说和国家—社会中介说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无法准确地界定政党属性，因而在政治实践中政党管理往往无所适从。因此，将政党和政党管理纳入到社会公共政治的范畴，能较为合理地对政党进行定位并有针对性的进行管理。在社会公共政治领域中，政党管理的场域可分为“政府中的政党”、“社会中的政党”和“选举中的政党”，从而形成国家对政党的管理和政党自主管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而政党管理的场域只是从理论上构设了政党管理的空间结构，从时间维度看，政党管理模式经历了极端化的阶段后正朝向“国家与政党共治”的管理模式发展。

偏离、对冲、驱逐、溢出：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异化现象分析

汤明磊；赵岩

2014, 30(6): 99-105.

摘要 ( 27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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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绩效评估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地方政府在绩效评估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偏离、对冲、驱逐、溢出等多种形式的异化现象，这些异化来源于评估主客体在不同视角下对组织绩效的界定，即封闭系统下的“效率”和开放系统下的“满意”。影响绩效异化的因素既包括内生的普遍性因素，也包括“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因素，如目标责任制与传统政绩观的耦合、运动式治理与根据地经验的扩散、企业化政府与西方新思维的嫁接，等。文章认为，倡导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分层次地铺开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建立绩效复合评估主体系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绩效评估异化现象的出现。

“省直管县”改革：目标定位、认知偏差与理性思考

王雪丽

2014, 30(6): 106-111.

摘要 ( 26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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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界对于“省直管县”改革最终要实现的目标缺乏明确定位，在实践层面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和行动偏差，如果不能够及时澄清，可能影响改革进程和改革效果。本文从调节区域内不同主体间利益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省直管县”改革的目标定位是突破“行政区经济”藩篱，构建能够有效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地方治理效益最大化的区域治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整理了当前对“省直管县”改革的几点认识误区，并对推进“省直管县”改革提出相应的理性思考。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及其治理

林奇凯；张广州；刘海潮

2014, 30(6): 112-117.

摘要 ( 2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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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邻避设施的负效应成为了引发社会冲突和滋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巨大挑战。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和显失公平的利益分配、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权利被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恐慌是邻避冲突产生的客观原因，但政府部门在处置过程中的缺陷也是导致冲突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的关键。因此，要解决邻避冲突，应完善政策法规和重大项目决策程序，建立依法治理的长效机制；强化公共协商和政府回应，及时消除误解，把邻避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协同机制，提升邻避冲突的系统治理能力，妥善治理邻避型群体性事件。

企业家慈善行为及其促进的经济学分析

张博；郭晟豪

2014, 30(6): 118-123.

摘要 ( 2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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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慈善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理性人的假设条件下，慈善可以作为一种消费品。购买普通消费品和慈善品的最后一单位收入所提供的边际效用相等是达到企业家效用最大的基本条件。提高人均收入、降低普通消费品的偏好以及提高慈善品消费偏好三种方法是提高慈善数量的基本方法。由于企业家具有企业代表的身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会产生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一般情况下企业家慈善行为可以提高企业在他人眼中的评价，此时企业的生产效用提高，企业家的效用也提高，这使企业家对慈善产生好感，从而激发了企业家的慈善行为。

“运动式扫黄”困局与出路——来自旧金山治理卖淫嫖娼的启示

凌宁；熊烨

2014, 30(6): 124-128.

摘要 ( 4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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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投入、高层重视、时限性、重打击轻救助、政治性色彩浓重为特点的“运动式扫黄”难逃治标不治本的困局，其原因包括高成本的“运动式扫黄”难有持续性；重打击轻救助，失足者重操就业几率高；制度失范留给色情业发展空间；社会道德规范功能弱化。借鉴旧金山首次犯有卖淫行为者计划，我国对卖淫嫖娼活动的治理应该转变扫黄思路，打击与救助并重；调整扫黄方式，道德与法制并重；发动公民与社会组织，形成多方参与格局；建立扫黄长效机制，确保扫黄措施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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