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韦森

2015, 31(1): 5-11.

摘要 ( 26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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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论述了目前中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些问题和设想。第一部分讨论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如何体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与理念，首先论述了中国当前财税体制和预算管理体制的问题和需要改革的必要性，接着论述现代预算管理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讨论我国预算法修改的进程和进步意义；第三部分讨论对未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愿景，即实现从“税收法定”走向“预算法定”，并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改革设想。

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化产业发展与人、社会和自然的精神关系协调统一论

胡惠林

2015, 31(1): 12-18.

摘要 ( 2563 )

PDF (1090KB)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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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应当是规划和编制未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总体战略思想。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样一个总体战略出发，思考我国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与人、社会和自然的精神关系协调统一，应当成为我们思考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问题的重要出发点。

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与效率

陈立旭

2015, 31(1): 19-25.

摘要 ( 2619 )

PDF (1072KB)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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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着重解决均等化以及生产与供给效率这两大问题。这两者具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实施主体总量不足、产品和服务种类单一、供给面窄、结构不合理、不均衡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传统财政投入方式以及管理和运作机制等密切相关。实践表明，由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文化事业”发展模式，既是低效率的，也无助于有效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破解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效率”这两大难题，必须通过创新发展方式的途径来实现。

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研究

胡税根　李幼芸

2015, 31(1): 26-31.

摘要 ( 2662 )

PDF (1137KB)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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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中，对其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绩效评估是提升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与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本文以省级文化行政部门为对象，在对其公共文化服务职责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评估理论模型并设计赋权重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期推动文化行政部门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估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性逻辑、根本特性和原则——基于市场、社会和国家三者关系的维度

胡承槐

2015, 31(1): 32-39.

摘要 ( 2681 )

PDF (1101KB) (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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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总体观、社会总体观，从市场、社会和国家三者关系内在逻辑来看，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层面是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而改革的重心则在国家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当以国家改革为轴心、市场化改革和社会改革为两翼，全面统筹、协调推进；改革的推进过程当遵循理想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原则，遵循权利本位、权利平等、权利有序发展的原则；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在改革过程中还当发挥无私无畏勇于改革的革命精神。

历史总体观视度下的劳动力市场化改革

陈锦其

2015, 31(1): 40-46.

摘要 ( 2581 )

PDF (1131KB) (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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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一场沿着历史总体观的轨道推进的最为深刻和广泛的社会革命。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将以解构现存社会结构的二重秩序为前提，亦即要以经济改革打破各类福利的身份依附，要以社会改革打破身份歧视，实现公民权利义务的平等化，要以行政改革打破身份等级，实现去除一切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财富活力的桎梏，这一改革的基础性、深刻性决定了它的复杂性和持久性，它只能在已凝聚共识、取得“最大公约数”的领域从点到面再到体一项一项的展开，最终收敛于单一秩序社会结构下的市场体系。

资本市场化、民营银行与新政治金融

卢宁

2015, 31(1): 47-53.

摘要 ( 2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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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围绕资本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资本市场化是在金融市场和投资市场的资本配置过程中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过程，包含企业融资和投资两个环节的市场化机制。2014年银监会批准三家民营银行筹建释放出全面推进资本市场化改革的明确信号。因此，一方面，有序推进我国金融结构的主体秩序改革、全面深化投资体制机制改革，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获得和投入资本这一生产要素，保证所有资本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加强新政治金融在创新驱动发展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积极作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

网络谣言及其治理模式的创新——以哈贝马斯商谈论为视角

丁社教　吴江

2015, 31(1): 54-59.

摘要 ( 2688 )

PDF (1093KB) (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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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网络谣言这一新型的谣言形态，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以言论自由权为其辩护，一种以公共利益受损对其抨击，这首先给政府治理网络谣言产生了理论上的挑战。同时网络谣言作为一种跨边界传播的危机，对政府现有的管理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面对理论和实践中的困境，迫切需要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方式进行创新，以此消除其对社会的危害，流行于学界的哈贝马斯商谈论可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在商谈论指引下，根据商谈原则，构建多元主体协商机制，减少谣言发生的可能，从而走出网络谣言治理的困境，实现治理模式的创新。

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障碍与破解对策——以浙江温州为例

白小虎

2015, 31(1): 67-73.

摘要 ( 2646 )

PDF (1149KB)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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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是民营经济科学发展的必由途径。文章以温州民营经济为例，以“产业——城市——金融”三元悖论概括了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发展困境，现代城市、现代金融发育滞缓制约了产业升级，而功能滞后的根源在于现代民营金融制度和现代城市制度严重供给不足及其对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制约。自发的制度变迁形成的制度收益群体缺少创新动力，地方政府在现代城市与现代金融领域面临高昂的制度创新成本，由此导致正式制度的供给严重不足。文章提出了通过设置制度创新特区来降低制度创新成本、激发制度创新的设想，并结合了“温州金改”加以具体阐述。

县级党政关系的耦合模式——基于D县“四套班子”运行过程的实证研究

黄红华

2015, 31(1): 74-80.

摘要 ( 2680 )

PDF (1190KB)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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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党政关系不能走“以党代政”的老路，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党政分开”，而“党政关系规范化”的提法也太过笼统，准确界定地方党政关系需要回归到对“四套班子”运行过程的实证研究中去。对浙江省D县的实证研究表明，党政“四套班子”在施政过程中，并不存在严格的职能界分，而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和工作流程方面具有显著的耦合特征：“四套班子”间通过战略部署时间的特定安排实现党委的统领作用，在工作内容方面表现为党委、政府间的高度重合以及人大、政协对党政事务的重点关注相结合，在工作流程方面表现为“四套班子”在决策和监督环节的协作和在执行环节的分工。这种耦合模式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劣势，需要根据其特征进行调整和改善。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国际经验——基于20个国家的比较分析

李松锋

2015, 31(1): 81-87.

摘要 ( 27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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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申报制度被誉为是腐败的“天敌”和“克星”，深得我国学者和民众青睐。但财产申报是一项复杂的制度设计，从世界上20个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来看，无论是立法形式、申报主体、受理机构、信息管理等都呈现出不同的制度样式。尽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譬如多数国家并未有专门的财产申报立法，而是将该制度融入到反腐败法律之中；大多数国家会限定财产申报的主体，而不是要求所有公职人员都需要申报财产；许多国家成立专门机构受理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且将申报信息予以公开，但是，并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成为所有国家都必须恪守的信条。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还必须基于本国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制度路径。

坎贝尔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的启示

向静林　田凯

2015, 31(1): 88-95.

摘要 ( 3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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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坎贝尔指出不同制度分析范式在制度变迁的模式描述、机制解释和观念基础剖析等方面存在共同问题，并提出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这一综合性的理论建构中，坎贝尔将制度变迁的宏观模式与微观机制，制度企业家的能动创新与制度环境的结构性约束，以及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等理论要素结合起来，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受制约的制度创新过程。本文结合国内关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研究现状，论述了坎贝尔制度变迁理论对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的三个重要启示：从结构功能分析走向过程机制分析；将制度影响分析与主体能动分析相结合；在决策过程分析中关注思想观念的重要作用。

从“发展主义”到“可持续发展观”——析江泽民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

胡建

2015, 31(1): 96-102.

摘要 ( 2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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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表现为由“发展主义”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范式转换”。“发展主义”是一种“以物为本”——以财富的无限增长为目的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只能因无限剥削大自然而引发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基础上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观”对“发展主义”实现了由“发展的物的本质”向“发展的人的本质”、由“劳动及其建构的生产力标准”向“生态平衡”前提、由“高代价”的发展方式向“低代价”的发展方式之“范式转换”。“可持续发展观”奠定了科学性发展的三大原则：“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经济可持续性原则”、“社会可持续性原则”，并为接踵而至的胡锦涛时期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土地改革的几点思考

朱明芬　黄鹏进

2015, 31(1): 103-110.

摘要 ( 2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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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促进现代农业又好又快发展需要、是促进土地利益公平合理分配的需要，也是切实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的需要。但是农村土地改革意味着重新调整原有利益格局，势必遇到来自权力部门和继得利益者的阻力，并因此削减改革动力。在目前顶层设计没有明确之前和新旧制度交接磨合期，需要进行一些理性思考。文章提出，应当打破土地财政路径依赖，合理界定土地利益调节机制；加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奠定土地制度改革的法律基础；尽快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全面引入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文明复兴与文化执政——论执政党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文化承担

孙国东

2015, 31(1): 111-118.

摘要 ( 24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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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型国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规定性”条件，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应延续“以文化代宗教”的中华文明秩序机理。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中华文明的复兴关键则在于其文明精髓的复兴；考虑到“以文化代宗教”是中华文明秩序的精核所在，中国的文明精髓只能在自己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作为“全涉型”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跨阶层、跨地区、跨行业的国家组织体系，实现了“后帝制—后儒家”时代的行政整合；但能否有效实现文化整合，关键在于能否在新时期形成国民认同、社会认许和国际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有推进“文化执政”，执政党才能有效地进行文化整合，进而在现代国家建设中促进中华文明的复兴。

走出家庭农场法律地位界定的困境

曹兴权

2015, 31(1): 119-125.

摘要 ( 2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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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济政策并未带来发展私法主体制度的新需求，家庭农场资格认证基于确定政府支持政策惠及范围的公法需要并根源于以受惠主体为逻辑的不合理政策体系。工商登记制度难以适应家庭农场认证的公共管理需求，不宜将家庭农场界定为一种新型私法主体形态。为此，应关注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区别，推进政府支持政策建构逻辑实现从主体到行为的转变，以消减法律需求和压力，走出家庭农场法律地位界定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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