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新常态下的2015年中国经济

姚景源

2015, 31(3): 5-14.

摘要 ( 26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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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发展后进入的新阶段。我们在面对新常态时应抱以积极的心态。2015年，我们应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发现新常态下众多新的机遇。只要抓住了这些新机遇，我们就能够在新常态下实现新的发展。

协商的“和谐”：新时期的公共冲突治理问题

威廉姆·D.马克尔　潘雯　译　罗婕　校

2015, 31(3): 15-20.

摘要 ( 26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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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能否在现有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下，通过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保证中国经济持续不断地增长。本文概括了中国共产党“自适应系统”的组织特色，指出她需要进行化解公共冲突的制度建设，尤其需要以新的方法应对土地与环境引发的群体性抗议事件。论文提出，在省级范围内推出化解冲突的技巧培训与明确的公众参与制度，将有利于共产党稳步适应新型社会。

国外网络参与的政府规制：认知、经验与逻辑

王景玉

2015, 31(3): 21-26.

摘要 ( 27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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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成熟的管理和规制经验，他们通过健全法律制度、完善道德规范、丰富规制手段、加强技术开发等比较成熟的做法使互联网运转走上了健康发展之道；国外对网络参与行为进行规制的认识有过艰苦的思想考量过程，也值得我们在选择规制措施上做出理性判断。他们以规制为主、多手段并举，推进了规制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在规制理念上，变传统的管理统制为服务和治理，政府强化回应机制建设，促进了网络社会的稳定有序。国外规制网络参与的经验和成功做法，将对我国的网络问政规制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对四化同步发展的推进关系研究

陈畴镛

2015, 31(3): 27-34.

摘要 ( 2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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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对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起着重要的渗透、粘合、倍增和促进作用。要以生产性服务业带动工业制造服务化、网络化、绿色化，推动产城融合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推进浙江四化同步发展。要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创新机制、激发活力为导向，完善政策、提升要素为重点来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浙江省人口调控的模式转换与经验研究

许　光

2015, 31(3): 35-41.

摘要 ( 25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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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要义，与之相适应，地方政府面对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规模，必须审慎思考优化人口结构与空间分布，使之与经济布局和城市承载力相协调。面对城乡、区域之间巨大的人口流动迁移势能，传统以户籍制度为基础、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逆向梯度筛选”模式不仅调控效果微弱，而且易产生城市贫困和居住空间分异等现象，造成社会福利净损失。作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浙江省通过改变“自上而下”的思维惯性，采取完善政策环境、强化产业引导、优化空间布局等多重措施，逐步构建了以权利为中心的人口集聚与扩散机制，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调控的成功典范和区域样板。系统总结浙江省人口调控的模式转换与经验，对其他地区提高城镇化水平和效率，兼顾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诉求与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利平衡

姚尚建

2015, 31(3): 42-47.

摘要 ( 24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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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同时是权利共同体的形成过程。而“权利”是指与权力相对的“正当”或“正义”，从本质上看，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利冲突基于正义供给的差异。一个不自由的城市归根到底会缔造一个充满压迫的社会，当城市最终成为社会权利的集合而非国家权力的单元时，城市个体的权利发展与城市的权利发展才能真正融为一体。从这样的角度看，城市化进程的权利冲突的化解不仅仅停留在私权的化解，更要着眼于权利冲突背后的公权保障；在城市与公民的双向权利发展中，逐步实现城市权利主体与内容的平衡。

从物役到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定位

吴金群　付如霞

2015, 31(3): 48-53.

摘要 ( 27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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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城镇化建设暴露出一系列物役问题：大拆大建盲目造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片面追求GDP增长，大量融资导致债台高筑。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相应的政府职能定位则是：制定科学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推进有序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构建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倡导可持续的绿色循环发展机制。

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研究：以注意力理论为分析框架

韩万渠

2015, 31(3): 54-60.

摘要 ( 27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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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革新是中国网络问政发展的技术环境要件。互联网技术革新的“非渐进性”，使得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在短期内表现出技术跃迁和制度变革耦合创新的间断性，不符合典型的“S型”创新扩散特征，也使得制度主义渐进分析模式对此的解释陷入困境。注意力变迁概念的引入，可以将网络问政创新在中国的扩散过程解释为：公共管理实践界和学术界对网络问政本质和发展模式的注意力由稀缺、聚焦、转换、偏移到跃升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研究的“注意力螺旋式转换”分析框架，并可以拓展至公共政策变迁和其他治理创新扩散领域。

新常态下公务员政治认同评估体系及差异化分析——基于Z省的实证研究

王　井

2015, 31(3): 61-67.

摘要 ( 2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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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发的逐步深入，社会各个群体对现有政治体制及其改革前景的认同情况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其中缺少对于公务员群体的相关研究。基于此问题背景和研究现状，本文选择公务员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评估体系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量化分析了新时期我国公务员政治认同的总体状况及群体差异。

民族认同：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与宪法爱国主义

黄其松

2015, 31(3): 68-75.

摘要 ( 26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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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是两种原则和结构的融合：民族与国家，二者之间往往存在张力与冲突。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提出了各自的民族认同建构理论：民族主义主张在族群传统基础上以政治方式构建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并以此来规避或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自由民族主义主张以自由价值为基础的文化认同来调和民族与族群冲突。宪法爱国主义试图通过宪法、政治体系、民主程序和政治文化建构一种更为弱化的民族（公民）认同来调和二者冲突。

中心城市社会保障公众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2新加坡连氏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质量调查”的实证分析

纪江明

2015, 31(3): 76-83.

摘要 ( 27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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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2012新加坡连氏“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质量调查”，对我国中心城市社会保障公众满意度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34个中心城市的社会保障公众满意度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构建多层线性模型，从城市层面的因素如人均GDP、常住人口、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水平等，受访市民的个人因素如年龄段、性别、职业、学历、收入、居住年限、单位性质、是否党员、户籍等两个层面解释影响34个中心城市社会保障满意度差异的因素，发现受访市民的年龄段、收入、户籍、居住时间等变量较强地影响了公众对于社会保障的满意程度，能够较充分地解释社会保障满意度在城市之间的差异，而城市层面的因素对满意度在城市间差异的解释能力不强。为了缩小社会保障地区差异、提高公众满意度，文章还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保障卡、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信任社会：个体认同实现的社会基础、机制和启示

尹　岩

2015, 31(3): 84-90.

摘要 ( 2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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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作为独立为其生活负责、自主把握人生命运的个人主体，是现代社会对于个人存在方式的规定。个体认同是个人对这一身份、规定性的确认。个体的主体本质和社会性质决定了个体社会信任对于个体认同的重要意义。现代性塑造了个体社会信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货币、法律、社会角色、专家系统成为个体的置信对象，从而使个体认同在国家认同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和层面上展开。这给了我们重要启示：构建包括促进个体认同价值取向的现代社会信任体系，能够推动我国社会个体认同的实现。为此，需要社会和个体双方的共同努力。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府公共性理念及其对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启示

余　华

2015, 31(3): 91-96.

摘要 ( 27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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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公共性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府公共性理念，以消解国家公共性异化，追求为着“人的解放”的真实公共性为根本旨趣。构建服务型政府，是中国行政改革和政府转型的重要取向和目标，在马克思主义政府公共性理念的指导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终极追求目标，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加强政府权力的法治约束与监督，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寻求公共性与效率的平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心态优化的同向互动

王学俭　李媛媛

2015, 31(3): 97-102.

摘要 ( 2787 )

PDF (1045KB) (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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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众社会心态呈现出复杂性、动态性等特征，社会心态失衡已成为制约社会健康运行的重大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与困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与良好的社会心态具有同质性和同向性，对于社会心态的优化具有现实价值。社会心态的优化反过来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二者是互推互进的过程。同时，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心态优化的导引力，形成稳定良好的心态环境，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奠定基础，为社会健康有序的运行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党组织主导的基层协商机制探讨——以宁波北仑区大碶街道区域协商议事制度为例

黄天柱　张海航　朱朝寅

2015, 31(3): 103-110.

摘要 ( 3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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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仑大碶街道区域协商议事制度的实证分析表明，实行党组织主导的基层协商机制，有助于改善党的领导、深化公民参与、推进合作治理、促进基层和谐。但区域协商议事制度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其要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真正将党的领导嵌入基层协商之中，要在发挥统战优势的同时防止出现“精英主义”倾向，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要通过制度衔接提高制度权威。

中国共产党“革命”概念辨析——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观为视角

杨少华

2015, 31(3): 111-116.

摘要 ( 3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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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无产阶级的“革命”主要指“社会革命”。因此，将革命等同或局限于暴力夺权的政治革命是严重误读，并成为大多数相关错误观念的立论基础。本文就“革命与暴力”、“革命与执政”、“革命与改革”三对概念进行了辨析，以此来澄清当前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一些模糊认识。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观来看，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干的是革命，执政和改革时期所从事的同样是革命。因此，新时期仍然必须保持革命的理想、作风和精神，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而接力奋斗。

对“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之“法”的理解

陈金钊

2015, 31(3): 117-122.

摘要 ( 27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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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思想，确定了时代的两大主题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这对构建法治意识形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如果在“于法有据”之法问题上，或者说改革的合法性问题上出现错误的理解，也会对正在推进的法治与改革事业造成伤害。由于“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是涉及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从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宏观背景中理解深化改革的合法性，而不能把改革“于法有据”之法简单地理解为制定法；要准确理解改革的法之依据，首先要求我们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做到根据法律进行思考，应该把法之范围确定为法律渊源系统；在构成法律的法源形式中去寻找发现可能用于改革的法律；同时还需要根据法治精神、法治思维和法律方法进行充分的论证；最后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法治与改革关系之中运用法治方式来确定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之法。

司法担当论——以离婚纠纷案件为视角

林　曦　卜晓红　黎晓婷

2015, 31(3): 123-128.

摘要 ( 24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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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诉讼案件呈“井喷式”增长，这对现有的司法资源供给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效率压倒公平”现象，本文将其归纳为“司法男权化”，并以离婚案为例，讨论了司法过程中不同性别所受到的差异化对待。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有担当的司法模式”，包括“弱势性别承认”、“不平等纠正”、“性别意识提高”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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