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张康之

2015, 31(5): 5-14.

摘要 ( 23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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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社会治理，可以发现，迄今为止的社会治理都是依据身份进行的。农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是建立在等级身份制的前提下的，在等级身份制解体后，出现了身份的多元化，人们除了拥有抽象的、普遍性的公民身份之外，还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中拥有一些具体的身份，因而，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无论是在制度安排还是行动中，也都是依据身份而行的。工业社会中的身份是人开展活动的资格，而人的现实社会活动则是通过角色扮演去展开的。角色规定了人也形塑了人，决定了人应当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中，人的身份和角色都具有历史性，全球化、后工业化将意味着人的身份的完全消解，人的社会活动将依据角色去开展。可以设想，后工业社会中的角色将不再是由某种外在性力量强加与人的，而是人的自主选择的结果。

论社会主义的长期性

刘海涛

2015, 31(5): 15-19.

摘要 ( 2462 )

PDF (1036KB)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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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历史进程的基本判断。但是，“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思想本身在当时不仅没有“克服”反而强化了“某种片面性和乐观情绪”。这是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使然。前人的思想带有历史局限性不可避免，后人必须拓展认识视野。今天所谓“长期性”与经典作家所说的“长期性”不能同日而语，它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长期性，社会主义物质存在条件建设历史过程的长期性。一旦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历史进程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个定理的制约和支配。

双重范式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魏建克

2015, 31(5): 20-25.

摘要 ( 24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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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①和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一方面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中国化进程，述说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体现着制度建设的世界化进程，表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性问题。在两大进程中，制度利益和制度价值交织并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从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一基本问题，即制度利益和价值问题。

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史晋川　王东祥　张仁寿

2015, 31(5): 26-35.

摘要 ( 2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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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同时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报告着重研究“十三五”时期浙江发展面临的六个重大问题：新常态下浙江经济增速问题，强化创新驱动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问题，建设都市圈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和强化政府治理问题，扩大开放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平台问题以及建设“两美浙江”和改善民生问题，以期为浙江“十三五”规划的科学制订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报告研究指出，“十三五”时期，浙江需要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平常心的同时，加快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以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和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培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推动浙江经济在更高的起点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白小虎　李　涛　卜永光

2015, 31(5): 36-44.

摘要 ( 28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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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浙江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其与外部世界联系紧密的特点出发，着重从对外开放、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三个方面分析“十三五”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环境。外部世界的压力和风险增加，浙江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在发达国家和沿线发展中国家之间寻找贸易和投资机会；“老龄化、流动人口常态化、阶层固化”加大了建设城乡和谐社会难度，在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上，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建设；顺应国内经济带统筹协调、区域分工的趋势，浙江要面向“一带一路”发挥服务中西部开放开发的功能，抓住工业化后期的产业创新潮流，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奠定“新常态”下高质量的中高速发展平台。

防范“带病提拔”的保障性制度构建

吴海红

2015, 31(5): 45-51.

摘要 ( 2264 )

PDF (1048KB)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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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病提拔”是困扰当前干部选拔任用的一个突出问题，它不仅扭曲了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原则，而且还极大打击了那些廉洁从政干部的积极性。遏制“带病提拔”要构建相关的保障性制度，这包括实行新提拔干部财产申报，让干部无“病”上岗；增强腐败的惩处机制，让干部不敢带“病”；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让干部主动祛“病”；营建清廉的政治文化，让干部远离“病菌”。

党内法规的二重属性：法律与政策

屠　凯

2015, 31(5): 52-58.

摘要 ( 2432 )

PDF (1048KB) (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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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既有法律的一些特征，又有政策的一些特征，是具有法律与政策二重属性的规范性文件。基于它的法律特征，在广义的“法”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对立中，党内法规可以纳入“法”的范畴，是事实上的行为规范，在某些重要领域发挥着骨干作用；基于它的政策特征，在国家法与党的政策的对立中，党内法规应当属于政策的范畴，反映新鲜经验且须具有较高的前瞻性。表现出法政二重属性的党内法规，不是法律文件和政策文件的交集；不是由政策向法律过渡的中间产品；不是片面追求形式逻辑的封闭自洽系统。法政二重属性要求党内法规的管辖范围、制定程序、结构形式和适用方法都区别于国家法。

司法改革、法治转型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泮伟江

2015, 31(5): 59-64.

摘要 ( 2289 )

PDF (1041KB)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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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司法改革为核心的法治转型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指出中国法治转型的路径依赖问题，强调法治中国建设与执政党的执政经验以及面临的治理层面的挑战是紧密相关的。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进入高度复杂多元和快速流动的大规模人群治理阶段。这对作为治理者的政府本身的复杂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建设现代法律体系，能够促进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和升级，从而更好地应对现代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协商民主、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陈安杰

2015, 31(5): 65-70.

摘要 ( 2205 )

PDF (1040KB) (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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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诠释了一种全新的治国理念和要达致的善治目标，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创新和超越，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使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协商民主和依法治国。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特有制度安排，推动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朝着民主、良序的方向发展；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协商民主的重要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协商民主、依法治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协商民主与依法治国统一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

自然垄断行业的可竞争性与行政垄断危害：理论与实证

陈时兴

2015, 31(5): 71-78.

摘要 ( 2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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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将沉没成本引入可竞争市场进入障碍模型，揭示了自然垄断行业中民间资本进入竞争与行政垄断损害社会福利和效率的机理，然后对我国工业垄断行业行政垄断危害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2005-2013年我国工业7个行业行政垄断导致每年社会福利和管理费用损失占我国GDP的比重分别达1.29%-2.89%、0.22%-0.86%，并导致工业各行业就业人员收入差距扩大。基于研究结果，建议加快改革我国政府部门以行政手段渗入自然垄断领域的制度安排，降低潜在进入企业的沉没成本，积极引进民间资本竞争。

人大代表工作站提升代表履职的有效性研究

郎友兴　路　曼

2015, 31(5): 79-86.

摘要 ( 3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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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和法律确定了人大代表的角色定位以及代表职责。然而在现实工作当中，代表的履职情况，尤其是闭会期间的履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代表意识不强、同选民联系松散、监督力度较弱等问题影响了人大作用的发挥。温岭市人大代表工作站是为了改善代表履职情况而进行的创新。它通过多种途径为代表搭建了履职平台，密切了代表同选民的联系，加强了人大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激活了人大的作用，提高了代表履职的有效性。

服务理念、治理绩效抑或行政过程？——治理转型背景下县级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研究

张　鸣

2015, 31(5): 87-93.

摘要 ( 2288 )

PDF (1155KB)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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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治理转型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府公信力问题。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假设服务理念、治理绩效、行政过程是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基本因素，然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系统检验上述因素对县级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强度。基于965份有效问卷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服务理念、治理绩效、行政过程对县级政府公信力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强度依次增大。在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这一结果可能暗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生成机制正处于“战略拐点”，行政过程的重要性不断上升，逐渐改变甚至取代治理绩效的主导作用，而服务理念的影响则显著下降。

中国央地关系解释的话语变迁与核心要素

汪仲启

2015, 31(5): 94-101.

摘要 ( 2438 )

PDF (1060KB)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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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主义视角观察中国央地关系，往往得出“中国是典型的单一制国家”的结论；而以行为主义视角观之，则会看到经济上、财政上，乃至行政上，中国央地之间具有明显的“联邦主义”特征。观察中国央地关系不能只看到法律与制度层面，还必须关注政治层面——“党的领导”对央地关系的统筹和调整。中国央地关系不仅受到国家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也受到执政党的政治和组织原则的约束。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克服了央地关系中潜在的地方主义倾向，使中国央地关系的“单一制”特征非常稳固。同时，“权力清单”模式，保证了中央和地方权力配置的灵活性和规范性。“党的领导”和“权力清单”是描述中国央地关系的两大核心要素。

美国社区法庭的实践及其启示

王建林

2015, 31(5): 102-108.

摘要 ( 2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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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区法庭以多样的实践形态和方法，在创建与社区、司法系统内外机构和组织间伙伴式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以非对抗性的程序和监禁替代性措施处理案件，解决当事人和社区潜在的问题，改善社区公共安全，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社区法庭实践以现代司法和社会学的理论新发展为基础，是司法参与微观社会治理的新探索，揭示了基层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应当面向社区、立足社区，以司法为中心，建设多方协作机制，积极主动服务社区，这对我国社会治理的转型是有启迪意义的。

美国科研法则的功能及其启示——基于刑事司法视角

王　洁

2015, 31(5): 109-115.

摘要 ( 2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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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法则是研究人员在科研活动中所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不仅用来保护科研人员以及科研对象的合法权益，而且还规范科研活动，为提高国家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服务。美国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通过对科研活动的全过程监督，极好地保护了被调研对象的合法权益，也提高了其国家整体科研水平。当下，中国缺乏有效的科研法则，需要通过制定法律去规范科研活动，理顺科研机制，培养自由的思想市场，以此来提高国家整体科研实力。

心灵的组织化——转型期乡村的基督教传播

董敬畏

2015, 31(5): 116-122.

摘要 ( 2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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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乡村的疏离化、民众的个体化使得乡村民众尤其是女性在面临风险时无所恃依。在基督徒群体的信仰生活中，无所恃依的民众包括女性通过心灵组织化的方式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降低或减轻风险对于个体的伤害。乡村民众包括女性心灵的组织化既是当前乡村疏离化、民众个体化的后果，同时也揭示了转型期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及其特点

夏金梅

2015, 31(5): 123-128.

摘要 ( 2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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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具有一些新特点和新动向。在研究内容上，侧重分析普通民众利益受损型的抗争；在研究阶段上，重视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抗争的关注；在研究方法上，将实证与微观研究相结合，重视对抗争事件发生机制的研究。美国学者研究的多元性、实证性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预防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抗争运动的发生。但在研究的价值取向上，由于中西文化历史传统的差异，部分美国学者的话语体系仍在一定程度上蕴含“西方中心论”的成见。为此，总结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社会抗争的特点，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他人、反观自身，也可以开展交流、澄清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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