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论纲

林闽钢

2022, 38(5): 4-11.

摘要 ( 5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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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群体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对象。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探索如何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将成为时代性的课题。围绕制订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基于最少受惠者视角论述了价值目标、实现路径和关键机制三个方面的内容。在价值目标上,阐述了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社会合作和内生动力论。在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方面,总结了先富帮后富、城乡一体化、“救助+慈善”助力的发展路径。在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政策路径方面,提出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作用,建立以就业为核心的增收性帮扶政策路径,健全以纾困为核心的综合性保障政策路径。

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个人—家庭平衡的视角

何文炯, 张雪, 刘来泽

2022, 38(5): 12-24.

摘要 (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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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是促进老年心理健康、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行动方案。基于个人—家庭平衡的视角,利用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通过潜在类别模型将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分为个人中心型、家庭中心型、平衡型和低参与型四类。分析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比低参与型和家庭中心型,个人中心型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但是这个改善效应尚不足以影响老年人抑郁与否的结果;(2)个人中心型对农村老人的抑郁程度改善效应更加显著,家庭中心型的城镇老人比低参与型更容易陷入抑郁;(3)相比低参与型的老年人,个人中心型显著降低了中龄老人的抑郁程度,家庭中心型和平衡型的低龄老人表现出了更高的抑郁概率。研究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探索更具健康改善效应的模式,有助于为促进老年社会参与的政策实践提供参考,从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数字融入、社会资本与老年心理健康——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姜山, 蒋潮鑫, 任强

2022, 38(5): 25-34.

摘要 ( 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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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时代,提高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和社会资本是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和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值匹配法分析发现:(1)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社会资本是数字融入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机制;(3)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相较于城市户籍的老年人,农村户籍的老年人可以从数字融入中获取更多的心理健康收益。数字融入对进一步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倡导建设数字包容社会和老年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需要消除老年群体的数字接入障碍和数字技能壁垒,提高老年群体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

过程论视角下中韩社会救助制度构建的比较研究——再论东亚福利体制的同质与异相

张奇林, 付名琪

2022, 38(5): 35-44.

摘要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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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体制是理解福利政策全生命周期运转的逻辑基础。基于过程论视角,东亚渐进式福利过程可解构为形成、运用、反哺的连续统,而通过比较中、韩社会救助制度的构建有助于把握东亚福利体制的质相同异。中国低保的形成在平行政府竞争中呈分批式特征,韩国国基保则在中央政府主控下一步到位。为适应生产需要,中、韩分别以内涵更新、外延拓展的方式强化社会救助制度的运用。此后,中、韩社会救助制度以差异化策略反哺政策环境,通过保障家庭功能、维护阶层稳定挑战利维坦式福利供给,形成“网络-工具”动态平衡结构。中、韩社会救助制度的构建蕴含着东亚福利承诺对生产主义与家庭主义的共同追求,但策略选择上的碎片化特征将长期存在。

情绪认知影响移动政务用户的持续使用研究

米加宁, 商容轩, 张斌

2022, 38(5): 45-58.

摘要 (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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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政务作为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的新途径,其用户的持续使用问题关系到数字治理效能的实现。目前移动政务存在用户持续使用率较低的问题,且政务APP评价中普遍存在较强的情感分歧度。以情绪认知评价理论作为基础,构建情绪认知作用下的移动政务用户持续使用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用户认知因素在移动政务持续使用过程中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内在认知负荷、认知需求与认知信任通过满意度影响持续使用行为,而外在认知负荷则与持续使用行为具有直接效应;认知信任影响移动政务用户对系统的相对优势评价,是促使用户持续使用的核心条件。研究发现扩展了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在移动政务领域的应用,并为用户持续使用的提升与移动政务工作的改进提出了建议。

村规民约的文本和背后的治理议题及演变——以浙江省衢州市上洋村十版“村规民约”为例

郎友兴, 陈文文, 薛晓婧

2022, 38(5): 59-72.

摘要 ( 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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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规民约文本内含着村庄治理的基本内容,前后不同的版本忠实地记载着治理变迁的历史信息。对衢州市上洋村十版村规民约进行文本分析来追寻三十年来乡村治理变化的轨迹。从文本的内容、功能、语言表达等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其修订是以问题与政策、共治与共享、限制村域内权威为导向,其背后治理议题逐渐地从整合控制论、义务论、整体利益论、村落身份认同论走向权利论、主体论和平权论,从工具论走向工具与权利、价值融合的治理轨道上。这些印迹与村治演变过程恰恰是中国多数村庄所经历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洋村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借其可以窥见乡村社会之普遍表现形态。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生态安全:风险感知、形态进化与系统治理

余敏江, 邹丰

2022, 38(5): 73-82.

摘要 ( 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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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的安全要素,生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审视生态系统完整性与人类可持续生存之间复杂连接的重要窗口,也是其他安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亦预埋了生态退化、气候变暖、土壤污染、核与辐射污染所引致的多重风险,给生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生态安全是人本政治的具体化,因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注意力。应对生态安全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兜底性”治理是维护生态安全的基础。除了筑牢生态安全底线外,还应从更高层面的“引领性”思维出发,强化生态安全相比于其他安全的优先性,并做到“防患于未然”。实现生态安全“兜底性”形态向“引领性”形态的进化,需要从审视国家间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出发,将警惕生态殖民主义,促进中央环保督察常态化、“在地化”,发展威权式环境民主主义作为重要抓手。

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历程与经验研究

代玉启, 杨瑞

2022, 38(5): 83-92.

摘要 (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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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善于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历程,彰显着从政党为主到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结合、由自发探索到自觉追求、从局部主动到全局主动、从借鉴摸索到独立自主的本质特征,蕴含着坚持党的领导与激发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辩证统一、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有机结合、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协同推进的基本经验。面对未来,中国共产党应进一步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认清历史方位、推进“两个结合”、不断总结经验、加强党的建设,带领广大人民共同书写生生不息的壮丽史诗。

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评价指数的实证研究

崔凤军, 徐宁宁, 陈旭峰

2022, 38(5): 93-101.

摘要 ( 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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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评价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体制改革以来的运行成效,对于全面了解和评价文旅融合发展质量至关重要。构建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数是评价工作的前提。通过事前的文旅机构改革达成度评价、事中的文旅融合过程评价、事后的文旅融合结果评价三个维度,构建完整的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浙江省台州市9个县(市、区)的数据为例对指标体系进行实证运用。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指标体系能够对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状况进行很好的比较和评价。

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与协同治理: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徐梦周, 朱永竹, 杨大鹏

2022, 38(5): 102-112.

摘要 ( 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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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联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先决条件,以数字经济为重点推进发展对于提高长三角创新能力、经济集聚度和政策协同效率意义重大。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QAP方法,测算2011年与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及其影响因素后发现:长三角城市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趋于紧密,但关联网络并不稳定,网络内被动的接收者、孤立者偏多,仍有较大改进提升空间;27个城市在关联网络中功能具有明显差异性,从个体来看,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从板块来看,由上海、苏州、杭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核心板块对其他三个板块形成显著溢出效应;城市间距离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社会消费水平和政府数字化水平差距对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空间关联有显著影响。基于此,需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的活跃性,以强有力的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协同治理,通过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建共享,为全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区域一体化发展探索现实路径。

传染病法制中的制度折叠及其重构

林鸿潮, 郑悠然

2022, 38(5): 113-123.

摘要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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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传染病法制将传染病日常防控、常规应急和超常规应急三种制度杂糅在一起。在以《传染病防治法》为代表的相关立法中,传染病日常防控的思路主导了疫情应急处置活动,而具体到应急处置环节又忽视了超常规应急的情形。为了使制度设计及其实施情景之间互相匹配,应当根据“风险—事件—危机”的疫情演变过程,运用场景化的研究视角,将被折叠的传染病法制充分展平。具体而言,应当以传染病暴发、流行为节点界分日常防控和应急处置,以应急措施是否具备形式合法性或者克减基本权利为标准界分常规应急和超常规应急。在区分日常防控、常规应急、超常规应急三种情景的逻辑框架下完善相关立法,形成体系化的传染病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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