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政治逻辑与基本理路

刘红凛

2022, 38(6): 4-12.

摘要 ( 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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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管党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自强之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为了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一般性与具体问题,而且是从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有效破解百年大党长期执政的独有难题,以跳出历史周期率。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在党的组织体系之内、组织结构之中、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来建构,必须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作为基础与保障;必须坚持科学理念与系统思维,紧紧围绕权力-责任-担当-监督-执纪-问责这一主线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各要素系统集成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结构化而非扁平化的有机系统。从根本上看,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由动力机制、责任清单、管理机制、监督机制、问责机制、奖惩机制等系统构成的一套体制机制,进一步实现党内责任制、监督制、问责制的有机统一与配套运行乃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和优化路径

唐皇凤, 黄小珊

2022, 38(6): 13-22.

摘要 ( 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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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践履初心使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人民民主理论为指导,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科学规律,具有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完备的制度基础,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分别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保障与基本载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则分别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凝聚最广泛的政治共识与提供最有效的参与渠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征程中,不断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链条性、全方位性、全覆盖性,将常态化的协商民主与阶段性的选举民主相结合,推进民主意识、民主能力、民主作风与民主制度建设相匹配,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相统一,不断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是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化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

陈希颜, 陈立旭

2022, 38(6): 23-30.

摘要 ( 2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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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当然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共同内涵。虽然各国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但实现现代化路径则是多样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并非人类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后发、并联、人口规模巨大等独特的基本国情,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注定了中国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从“天人合一”到“以和为贵”——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法理创新与实践

何勤华, 张顺

2022, 38(6): 31-42.

摘要 ( 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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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上认识论的杰出成果。将其从哲学命题转化成治国理政之政法实践上的“以和为贵”,并在法律理念和制度上予以谋划安排,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贤臣明君的政治智慧和实践经验。本文从“天人合一”与“以和为贵”两者之关系契入,对天人合一观念的起源、内涵、变迁和实践,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华法系中的制度体现,以和为贵之中国传统法律表述,如追求限讼、息讼乃至无讼的制度设计,礼法融合之法律精神,以及以和为贵的古代司法实践等,进行了阐述。指明了“天人合一”与“以和为贵” 等民族理念,在当下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新理解贡献:共同富裕的一个伦理前提

谭安奎

2022, 38(6): 43-52.

摘要 (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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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之后,以市场价值来衡量的生产性贡献被视为资源分配的一个决定性标准,这为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理想设置了观念障碍。但基于市场价值对生产性贡献的评价从技术上讲是不可靠的,其伦理价值也十分薄弱。无论是对贡献的合理评估,还是平等主义的分配,都需要一个前置性的社会想象作为参照,而经济和市场应当嵌入在这种社会框架之中。在这种超越市场模式的社会想象中,有一些不可还原为个人生产性贡献的共同资产,它们构成了共同富裕的物质与伦理基础,也扩展了我们理解贡献的价值光谱。在历时性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人们能够以诸多非生产性的形式作出贡献,并配享社会的承认和尊严。

城市数字治理的期望与担忧

郑磊, 张宏, 王翔

2022, 38(6): 53-62.

摘要 (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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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城市数字治理是学者们期望的良政善治?城市数字治理有没有带来预期之外的担忧?通过专家焦点小组讨论和文献回顾,对城市数字治理的期望与担忧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学者们期望,城市数字治理是一首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交响曲,而非政府的独奏曲;厚此不能薄彼,既为优势群体锦上添花,更为边缘群体雪中送炭;能量体裁衣,从用户的实际感受和体验出发;能既有智能,又有人工,更加尊重人的智慧与自主性;能化零为整,修炼整体性的“内功”,增强协同性的“外力”;能细水长流,量力而行;能张弛有度,提高敏捷性和适应性;能开诚布公,落实公开透明与知情同意。同时,学者们也担心,城市数字治理成为“虚中楼阁”,脱离实际需求,忽视实际成效;让人“裸奔”,数据采集过度,数据泄露频发;让人失去自主选择的权利;无所不用其“技”,弱化人的作用,扭曲人的行为;“墨守成规”,强化落后模式,固化既有格局。这些“期望”和“担忧”反映了学界对如何平衡好技术、制度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数字治理实际成效的关注,希望这些“期望”和“担忧”有助于确立未来城市数字治理研究与实践的价值坐标与未来方向,以提升公共价值,促进城市善治。

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表达

包大为

2022, 38(6): 63-71.

摘要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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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多世纪的理论演变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黑格尔主义的中介,开始将辩证法真正引入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构想。同时又通过对青年马克思哲学著作的译介和讨论,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设想。在由政治因素介入的持续论战中,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对过去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之正反经验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则承接了20世纪未竟的政治解放实践,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症候进行批判。理论和实践的历史重负迫使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与策略之间分野,一方面试图彻底离弃政治伦理以求重构“元政治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关联,另一方面则试图在治理和秩序中悬置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批判。

制度话语与话语制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创新

樊士博, 齐卫平

2022, 38(6): 72-80.

摘要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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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强调中国之制,也强调中国之治,并要求用中国之制推动中国之治。制度与治理是相辅相成、内在统合的关系,发挥制度优势才能提升治理效能。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建构了具有时代风格、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在制度定位上,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在制度结构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分类分层原则,有指向地阐明制度内涵。在制度功能上,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制度特征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制度话语传递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在多元制度话语竞争格局中,为形成话语合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话语交流机制、话语分层机制、话语贯通机制、话语博弈机制。不断阐扬制度话语,推动制度话语创新有助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元宇宙能否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赋权——通过五层阶梯结构辨析

潘浩之, 吕守军, 陈杰

2022, 38(6): 81-92.

摘要 ( 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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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赋权”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通过新兴技术促进政府以外多元力量参与和协作的路径。技术赋权是否能真正实现广大公众的增权?以元宇宙技术为例,其一方面能为政府与公众提供新的沟通渠道与媒介,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被技术资本利用为实现“资本控权”的工具。针对该矛盾,五层阶梯结构创新了现有元宇宙技术赋权理论,辨析元宇宙影响下不同社会主体获得技术赋权的地位与类型。五层阶梯结构的五个不同层级代表了公众获得技术赋权从低至高的程度,分别为“资本控权”“表象互动”“公众参与”“协同共创”“授权自治”。五层阶梯结构的每一层级分别根据技术赋权关键词,识别、阐明了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对应角色与相应案例。研究结果显示:“协同共创”在现实社会治理背景下有较强的推广基础,是目前数字化转型实践可行的发展方向,对技术赋权中元宇宙的应用导向有较好的借鉴意义。同时,五层阶梯结构也警示技术资本利用元宇宙逃避监管,并防止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议程扩大资本控权的风险。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生成路径、类型特质与实践反思——基于56个案例的QCA定性比较研究

周进萍, 周沛

2022, 38(6): 93-104.

摘要 ( 2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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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作为日常生活载体和基础治理单元具有重要价值,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基本内涵和“纽带-关系-规范”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56个城市社区治理案例的QCA定性比较分析,探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研究发现,在“党政推力”和“制度保障”下,部分社区在特定场景下生成了以“共治平台”和“社区自组织”为特征的内生型社区治理共同体、以“利益引导”和“专业支撑”为特征的孵化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和以“场景紧急性”为特征的应激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当前,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要增强社区治理动力内生性、结构互嵌性和制度有效性,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治理场景采取差异化策略,在纽带凝聚、关系联结和规范保障中逐步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

消费帮扶政府机制的多向连接与启动功用——基于政策文本与现实考察的发现

李晓红, 冯永

2022, 38(6): 105-114.

摘要 (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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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设计与现实运转双重视角考察消费帮扶的政府机制作用。对消费帮扶国家政策的分析表明:政策设计中,消费帮扶主体的多元属性明显,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多元主体之间的连接关系具有鲜明的“政府部门+”特征,兼具科层领导、指导、横向协作或合作等多重属性;政策支持覆盖供给端、连接端和需求端主体。对GH省省级部门消费帮扶的现实考察表明:消费帮扶的实施具有既各负其责又多重聚合的交互特征,具体表现为厅局单位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实现“三端”连接全覆盖;又共同瞄准“货不硬”“出不来”“够不着”等共性问题,重视抓“实”和市场能力建设;尊重规律,聚合资源共同打造试点等。从案例考察看,消费帮扶政府机制的启动功用包括:在需求端以行政力量赋能市场交易;在连接端启动主体孵化与市场化成长;在供给端推进品牌打造与产业成长。

行政检察建议的类型化建构

解志勇, 王晓淑

2022, 38(6): 115-123.

摘要 (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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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察建议是行政检察权最直接的着力点,是检察监督最专业的表达方式,也是目前最高效的监督路径与最规范的监督工具。但在实践中,行政检察建议一直存在定位不清晰、分类不科学、适用不规范、效力不明确等问题,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制度优势。针对这些问题,宜厘清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定位、遵循其法律监督的目的,以行政行为危害程度为标准将行政检察建议分为“预防型”“反应型”和“应急型”三种类型,并分别设计差异化的适用规则。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检察建议进行规范化的制度建构,探明其适用条件和范围,加强人民检察院与人大、监委等机关的联动协作,以期全面提升行政检察建议的治理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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