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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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的实践逻辑与深化路向

代玉启, 于小淳

治理研究 2023, 39 (4): 4-16.

摘要（265）

HTML （11）

PDF （1194KB）（60）

系统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任务新变化和时代发展新要求,先后六次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注重对象范围的全面性与要求的针对性、调研的广泛性与督导的层次性、学习材料的系统化与媒介宣传的时代化、教育的连贯性与问题的导向性,形成了注重理论武装、锤炼政治品格、理论指导实践、强化制度建设等一系列基本经验。面向未来,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守正创新,直面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锚定时代发展主题,依托技术创新发展,因应教育对象变化,以大党独有优势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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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干部容错机制的建构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成为杰

治理研究 2023, 39 (4): 48-60.

摘要（176）

HTML （8）

PDF （1040KB）（48）

干部容错机制建构具有坚实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当前干部容错机制存在的现实问题包括:干部管理制度的两大价值指引——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的关系尚未理顺,造成容错机制落实难;相关制度主体存在强大的行动惯性,主动性不够,造成容错机制启动难;机制本身程序内容科学性不强,造成容错机制运转不畅;部分容错案例结论公信力不足,削减了容错机制的权威性;制度效能显现不平衡,尚难满足事业改革发展需要。干部容错机制的优化路径包括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容错机制系统化;明确容错机制架构,突出“一把手”主体责任;以党内民主方式推进容错公开,增强容错透明度和公信力;容错和纠错一体推进,实现容纠并举、协同试错;坚持依规容错,提升容错机制法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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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台经济监管绩效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进路——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研究

蒋国银, 杜思

治理研究 2023, 39 (4): 125-143.

摘要（148）

HTML （5）

PDF （1675KB）（34）

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对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在常态化监管背景下识别平台经济监管绩效的影响因素并进行路径优化,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构建主体-结构-任务-技术四维分析框架,通过对17个平台的监管路径案例进行组态分析,发现多元参与、机构设立和规则建设、交易开放、数字转移作为前因条件无法单独影响平台经济的监管绩效水平;“制度主导”路径、“主体-技术”路径和“社会-技术”互动路径是影响平台经济监管效果的三条主要组态路径;通过开展价值共创下人机协同的全景式监管和敏捷治理视域下的动态适应性监管,可有效提升平台经济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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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系-动机: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障碍形成机理研究

姜晓萍, 康传彬

治理研究 2023, 39 (4): 61-74.

摘要（110）

HTML （12）

PDF （1168KB）（38）

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问题不仅会影响民众的公平感、获得感,更是衡量共同富裕的关键尺度。我国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面临着准入条件的不当限制、服务使用的隐性分殊、供需关系的双向失配等可及性障碍,其形成机理可用基于嵌入性理论的“关系-动机”框架进行分析,主要体现为:城市政府在压力承载和绩效考量的复合作用下采取策略性妥协,致使供给端的回应力弱化;农民工在斥力感知和底线持存的复合作用下采取消极性适应,致使需求端的表达力弱化;供给端约束与需求端约束双向催化,共同形塑了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障碍。这迫切需要从增强供给端回应力和需求端表达力入手,深化物质资源流和问题信息流的互通互促,以突破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障碍,保障农民工公平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现代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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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系统建构与集成创新

过勇, 张鹏

治理研究 2023, 39 (4): 34-47.

摘要（104）

HTML （9）

PDF （1228KB）（34）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引领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深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成果和标志性实践成果。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系统构建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百余年中监督权力运行所塑造的核心基石和经验凝练,为进一步的制度集成创新储备了系统而坚实的理论、组织和制度基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顶层设计”“核心引擎”“运行动力”“支撑载体”四个集成环节衔接贯通、相互统一,形成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通过“统筹谋划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完善党内监督体制机制”“改革形成协调贯通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战略性举措的紧密配合、优化实施,将制度集成创新优势不断转化为整体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助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提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未来路向:推动监督体系从“有形”向“有效”转变、明晰监督主体权责界限、搭建数字化协作平台以推动形成监督网络、强化对监督权的监督、加强对社会领域腐败的监督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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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治融合”与重构基层社会

张文显, 徐勇, 邱泽奇, 何显明

治理研究 2023, 39 (6): 4-21.

摘要（95）

HTML （14）

PDF （1162KB）（117）

主持人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治理。2013年,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建设肇始于浙江省桐乡市。十年来,它从一个地方创新上升为中央政策,进而被扩散到全国,这充分体现了“三治融合”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上所具有的成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三治融合”能够从根本上突破已有基层治理的局限,从而型构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更进一步地,“三治融合”对于现代基层社会的重构是否具有关键意义?

本期编发的笔谈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上述问题,我们期待引发学界对“三治融合”与重构基层社会的关注和争鸣。张文显教授认为,“三治融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命题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来源,它从“盆景”变成为“风景”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和政治逻辑。当前,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三治融合”)是一个不宜更改的科学概念。徐勇教授认为,面向未来,进一步创新发展“三治融合”,必须走体系化的道路,包括加快构建完善组织体系、工作体系、服务体系、制度体系、支持体系和理论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邱泽奇教授认为,在现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基层社会与世界的关联性增强,基层社会结构出现了尾部断链的格局,出现了零散化的个人与整体化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创新基层治理,首要的是重构基层社会,而桐乡的“三治融合”实践对此作出了积极探索。何显明教授认为,桐乡“三治融合”贯穿着三大议程:一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二是多元治理资源的优化整合;三是多元治理工具的融合赋能。

本专题主持人:郁建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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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家笔谈

治理研究 2023, 39 (4): 17-33.

摘要（88）

HTML （17）

PDF （1062KB）（67）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创新与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总体战略指导与知识框架。创新经验最为丰富的基层社会治理,蕴涵着更多的理论增长和创新的空间,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本组笔谈聚焦于基层社会治理中一些基础性、关键性和前瞻性的议题,分别从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平台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中人的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村庄基础等维度展开讨论。其一,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众多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大多都昙花一现,但是有的也在持续、深化和扩散,探究蕴涵其中的内在逻辑仍然是重点议题;其二,就如何看待和治理平台经济而言,亟需摆脱旧的治理观念与知识范式,要充分挖掘数字经济增益社会的新价值,才能更好地为数字化建设和治理提供建设性政策;其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社会治理应当把“着力点”放在何处,已有的社会治理实践已经作出了有效的回应,即社会治理不仅要“处事”,更要“育人”,切实承担起促进“人的转型”这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其四,如何看待或想象未来中国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的总体格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未来的村庄社区:封闭?还是开放?对此不同的态度与选择,将对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以期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和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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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制度逻辑、实践探索与规范路径

金晓伟

治理研究 2023, 39 (4): 93-107.

摘要（73）

HTML （5）

PDF （1060KB）（45）

在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现实背景下,基于行政执法权力集中和重心下移双重逻辑的“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已经成为各地改革探索的关键一环。基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与乡镇(街道)体制改革的结构性交汇,“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制度逻辑对应了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政策演进与独特脉络。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表明,“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逐步实现需要妥善解决“形”“权”“人”“能”四大改革问题。随着“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实践展开,当务之急是要构建一条科学合理的规范路径,借助新《行政处罚法》第24条的实施、释义和相关评估,逐一厘定乡镇(街道)执法权配置的基本条件、决定主体(程序)和事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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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非正常迁移儿童救助保护服务的政策演进与实践逻辑

封铁英, 齐心竹, 黑晓燕

治理研究 2023, 39 (4): 75-92.

摘要（61）

HTML （4）

PDF （2117KB）（31）

完善非正常迁移儿童救助保护服务是促进儿童福利事业全面深化、织牢织密“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网的重要现实任务。基于政策过程阶段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借助NVivo 12软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82项中央层面政策文件进行词频分析,采用扎根理论法对42个宝贝回家寻子网案例进行三级编码,总结政策演变规律及价值取向,分析实践情境脉络及内在逻辑。研究发现,非正常迁移儿童救助保护服务的政策取向与实践逻辑具有一致性,政策在嵌入式萌芽、专门化发展与稳步式推进的三阶段演进中,表现出“全周期关注、多主体参与”的价值取向,实践在其引导下形成了“预防、救助、再社会化全阶段覆盖,立法部门、公安机关、家庭社会等多主体合作联动”的行动逻辑。政府可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与落地实践协同、整合多主体资源、重视预防与再社会化环节等途径提高非正常迁移儿童救助保护服务水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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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八八战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运用和发展

胡承槐

治理研究 2023, 39 (5): 4-16.

摘要（58）

HTML （12）

PDF （1215KB）（40）

对“八八战略”的解读是浙江理论界最近十几年来最大的理论热点,每年都有大量的著作、文章发表。然而,从方法论的维度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维度进行深入讨论的文章并不多见。为此,通过研究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发表的关于制定、实施“八八战略”的文章、讲话,梳理出蕴含在“八八战略”中的主体方法论、实践方法论、矛盾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分析和讨论这五大方法论的具体内容、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分析和论证“八八战略”蕴含的五大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综合运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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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作专班:一种中国式新型议事协调机构

刘鹏, 刘志鹏

治理研究 2024, 40 (1): 13-22.

摘要（58）

HTML （11）

PDF （1063KB）（36）

依托于现代社会出现的传统科层制存在着先天设计不足和无法及时回应社会发展等问题,而广泛设立在各级党和政府中的工作专班,正是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为促进部门间合作、应对治理环境不确定性的新型议事协调机构。该新型议事协调机构通过将责任和治理目标分解到人,促进政策执行,推进注意力分配更加聚焦,从而完成各类治理任务。本文基于对学术概念的辨析,对工作专班进行了界定,对其历史发展过程以及主要类型进行了整理;从比较视野分析了工作专班的特征,总结了其运行的主要机制,并重点探讨了关于工作专班研究的相关争论。最后,基于科层制的理论视角,本文分析了工作专班对科层制优化方案的功能和作用机制,对工作专班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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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历史根据、政治要义与实践指向

董瑛, 黄尉

治理研究 2023, 39 (6): 22-36.

摘要（56）

HTML （9）

PDF （1143KB）（58）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探索、解答的重大党建主题和执政考题。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揭示了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规律,给出了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成为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的重要历史根据。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深刻阐释了历史周期率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中外历史王朝政权兴衰的逻辑关联,强调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决定性因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治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保证,自我革命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外靠人民民主、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打造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确保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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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FT数字作品交易的法律风险与治理路径

邓建鹏, 马滢滢

治理研究 2023, 39 (4): 144-156.

摘要（54）

HTML （9）

PDF （1050KB）（51）

碍于事前预防机制的不健全以及交易环节的管理漏洞,NFT数字作品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中心化平台运营风险以及违背金融监管法制的风险。层出不穷的交易乱象不断挑战既有的法律体系,也侵蚀着NFT的确权价值。为治理上述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应当在明确NFT法律属性的基础上,构建法治化的风险治理路径。首先,在立法层面为各类交易主体设定法定权利与义务,完善全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第二,落实交易平台的主体责任,明确其权责属性;第三,优化金融监管原则,逐步推进合规的二级交易市场,激励交易平台主动寻求合规,形成自下而上的预防性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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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多主体行为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夏志强, 赵雨欣

治理研究 2023, 39 (6): 84-99.

摘要（49）

HTML （7）

PDF （2153KB）（44）

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是地方政府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推进政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数字化技术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由于各自的目标、立场、利益等不同,无法有效合作并达成共同行动。本文着眼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多主体协同机制,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数字化技术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博弈模型,进行模拟仿真,分析四方主体的演化博弈过程、理想均衡状态以及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探寻多元主体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中的最佳协同策略。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高度关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中的名誉收益与政令畅通,地方政府和数字化企业更关注开发和服务的额外成本,政府政务服务供给质量直接影响社会公众信任度,并与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形成正向循环。因此,要强化地方政府数字化服务责任,同时还要减轻其政务服务供给负担;中央政府要加强数字化政府服务监管,维护公共利益提升政府公信力;数字化技术企业则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帮助公众融入数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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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时代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叙事:愿景、内容与行动

范逢春

治理研究 2023, 39 (5): 81-94.

摘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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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101KB）（28）

从学理层面审视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叙事逻辑,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前沿问题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政治生态治理之所以能深入开展,与其有效的政策叙事分不开。基于“愿景—内容—行动”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政策愿景具有宏大与微观的形态、历时与共时的结构、理想与目标的功能;组织生态、廉政生态、用人生态、干事生态四个方面的政策内容,分别以“党建引领”为叙事主题、以“三不腐”为叙事主线、以“好干部标准”为叙事主旨、以“担当作为”为叙事主调;在政策行动方面,采用了“治标为主”到“标本兼治”的行为策略叙事、从“政治规范”到“心灵秩序”的行为逻辑叙事、从“单一主体”到“社会多元”的行为角色叙事。在未来,需要持续推动基层场域的“关系再造”,继续强化权力运行的制度约束,不断推动基层治理的技术赋能,进一步完善基层政治生态的政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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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中国人口治理策略研究——基于历史性与反思性视角

王军

治理研究 2023, 39 (6): 70-83.

摘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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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114KB）（26）

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尽早确定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人口治理策略至关重要。无论在人口高速增长时期还是“低生育与人口低增长并存”时期,发展中国家人口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均以“人口问题”模式及其背后所体现的应急思维和工程设计视角为主导。这种人口治理模式倡导通过对人口发展的直接干预和操纵来“迎合”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需要,该模式虽然在控制人口增速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在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方面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总结和反思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治理策略应尽快超越“人口问题”模式,彻底摒弃原有应急思维和工程设计视角,高度重视人口自身均衡发展,并充分认识到人自身的巨大创造性及其适应和改造环境的无穷潜力。具体而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治理策略是包括人口与发展理念、人口发展战略、人口政策的有机整体,并呈现出理念决定战略,而战略又决定政策的层次递进关系。其中,人口与发展理念层面应弘扬积极人口观以及人口与发展双向互动观,人口发展战略层面应坚决拒斥人口负增长战略,而人口政策则需缓解性政策和适应性政策两者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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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水平供给创造需求——学习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供求关系良性互动的论述

刘伟

治理研究 2024, 40 (1): 4-12.

摘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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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137KB）（60）

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思想尤其是关于供求关系良性互动的论述,有助于梳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展脉络,进一步深化认识和自觉遵循新时代客观经济规律,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面对经济发展有效需求不足等失衡特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已成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需要认识和遵循的重要规律。当前实现需求与供给两端协同发力,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导向上必须追求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水平供给创造需求,还要从政策制定和传导机制、治理机制和体制基础等方面持续发力以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和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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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公共服务合作供给中的公共性与效率平衡机制——以N市Y区公益转贷中心为研究对象

滕红燕, 朱心怡

治理研究 2023, 39 (4): 108-124.

摘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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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829KB）（23）

政府在公共服务的合作供给中应如何平衡公共性与效率?已有研究探讨了合作供给中可能影响公共性或效率的因素和应对策略,但尚未充分考量公共性与效率的平衡机制及实现路径。在合作供给中平衡公共性与效率,应将公共性置于主导地位,对效率的提升以不影响公共性为前提;同时,政府行政权力对公共性的治理应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以保证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N市Y区公益转贷中心的案例表明,政府可通过构建合作共识、建立问责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等方式,在合作机制的顶层设计层面实现对公共性的治理和保持,从而减少行政权力在执行和操作层面上的过度介入,以避免影响合作供给的效率;同时,将合作方的营利行为限定在合作的执行和操作层面上,既可运用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来提高合作供给的效率,亦可防止合作方过度的营利动机损害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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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睿智与失智:现代国家的行政智慧问题

任剑涛

治理研究 2023, 39 (5): 17-34.

摘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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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107KB）（23）

现代国家的行政权或执行权,主要由依法行政的制度框架所规范,并运行于科层制之中。如果行政执行缺乏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智慧保障,其执行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为了保证行政执行的效率与效益,行政权必须达到相宜的智力与智慧水平。以科层制所具有的六大特点和三大缺陷而论,现代国家是保有起码的行政智慧的。然而,行政睿智可遇不可求;行政失智在不同程度上常常浮现。在人们的行政执行体验中,常常会遭遇范围大小、程度深浅不同的行政失智;但行政执行的必不可少,总是促使人们在触底上扬的状态中寻求行政改良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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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人口规模缩减和结构老化下中国市场能力提升研究——基于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理论辨析

王金营, 曹泽瀚

治理研究 2023, 39 (6): 53-69.

摘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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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426KB）（33）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未来30年仍需要经济高质量的增长和发展。在人口负增长和年龄结构老化的条件下,劳动供给减少和资本要素边际收益趋微是必然,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升和需求拉动力增强则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而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离不开市场能力提升的支撑。为此,本文力图在对市场能力的内涵认知和界定的基础上,阐述了未来我国市场能力面临来自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带来的可能冲击和挑战;阐明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下,可充分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回旋空间增强供给侧产出能力、需求侧消费能力和循环畅通能力,进而从社会治理、市场治理视角出发,提出充分激发人口回旋效应以提升市场能力的策略、途径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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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价值共创:社会治理中数字赋能的实现机制

曹海军, 熊志强

治理研究 2024, 40 (1): 62-74.

摘要（39）

HTML （4）

PDF （1136KB）（26）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带来新机遇。如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正向效用,实现整体社会公共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成为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已有研究对社会治理中数字赋能的效果仍存在认知分野,理论预设与经验证据之间饱含张力。基于社会治理内在合作性和价值共创的理论视角,通过回顾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效能衡量及其生成逻辑,阐释提升数字技术效能的价值共识机制、价值共生机制、价值共增机制,并围绕机制间的相互作用与数字赋能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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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收缩型城市:概念、认知与治理

陈友华, 张钒

治理研究 2023, 39 (6): 37-52.

摘要（36）

HTML （8）

PDF （1339KB）（29）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速度逐渐放缓与人口负增长,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城市收缩现象逐渐蔓延开来。本文梳理了收缩城市的概念与城市认知变迁过程,从人口空间演进和城市发展趋势角度对收缩型城市进行了探讨。主要研究结果包括:第一,在工业与后工业社会,城市一旦收缩就再难“起死回生”。“小而美”“瘦而强”的城市蓝图更多带有乌托邦色彩。第二,当前中国城市规划的主要缺陷在于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不匹配,城市规划者作为利益相关者难以完全客观、科学地指导城市规划。第三,应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转变关于城市收缩的思想认识,由被动抗拒到主动接受;促进户籍制度变革,让个人拥有自由迁徙权;坚定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建立财富创造激励机制;健全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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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城市数字治理:一个博弈制度分析框架

程艳, 黄容艳

治理研究 2023, 39 (6): 100-112.

摘要（34）

HTML （10）

PDF （1159KB）（34）

数字经济改变了城市治理主体权力结构配置及利益配置,推动形成了主体博弈均衡结果的多样性。城市数字治理博弈关系主要包括政府与城市居民的博弈、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博弈均衡结果取决于治理主体权责配置关系重新界定的程度,政府需要权衡各类组织成本以寻找适应性治理边界。考虑到制度路径依赖的约束,主体权力结构相较市场行为更为固化,城市数字治理更应关注数据算法引发的治理风险而非市场行为规制,政府培育与技术发展水平适配的制度安排才能有效发挥城市数字治理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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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的实践导向:可靠性、问责制与社会协同

周江伟, 赵瑜

治理研究 2023, 39 (5): 111-127.

摘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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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184KB）（14）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带来了难以避免的治理缺口。为了寻求敏捷治理,全球范围内陆续出台了一批具有“软法”性质的治理原则。通过对88份原则文本的整合与分析,聚焦其中的实践准则,研究发现在激增的文本和多元化的主张下,存在着一个公共的问题域:人工智能系统应该满足怎样的技术特性?应该如何应对技术的社会后果?应该以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展治理实践?尽管围绕这些问题不同原则的主张之间仍然存在张力,但不可否认,当下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具备共识基础的行动框架。基于文本分析,众多原则条目可以归纳为三项实践准则:可靠性原则、问责制原则和社会协同原则,它们分别回应了上述问题。其中,可靠性原则和问责制原则设定了构建符合期望的技术系统、应对技术的社会后果这两组相互补充的治理目标,而社会协同原则探讨了怎样的社会行动结构能够支持和保障这些目标的实现,三者构成了人工智能治理的行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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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数字党建:概念界说、历程考察与核心向度

曲值, 张振

治理研究 2023, 39 (6): 113-129.

摘要（32）

HTML （6）

PDF （1282KB）（28）

数字技术与政党建设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党建新实践和新形态,数字党建就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数字党建不是数字技术与党建工作的简单叠加,而是多维度多层次的赋能增权和交互融通。制度安排和技术嵌入协同推进,技术赋能、赋责、赋权互促共融,党建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紧密耦合是党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向度。基于党建数字化过程中数字信息技术的嵌入、赋能与协同,数字党建逐步重塑了单纯基于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历经地方探索、局部发展和整体部署三个阶段,逐步成为助力政党治理现代化和确保党始终走在数字时代前列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支撑。但需始终明确,数字党建的核心要义不是“数字”而是“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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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薛天航, 肖文, 许光建

治理研究 2023, 39 (5): 128-141.

摘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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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369KB）（13）

数字化是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投入服务化则是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拓展的引力模型展开实证检验,分析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交互效应。研究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但与数字化贸易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展贸易时,这种促进作用被减弱;对出口增加值率进行分解发现,贸易数字化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最终品、转口贸易的中间品出口增加值率存在负向交互效应,但对直接出口的中间品、出口转内销的中间品增加值率存在正向交互效应;贸易数字化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交互效应有助于降低价格边际、提升数量边际,从而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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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压力型体制:一个描绘和解释中国政府运行机制的概念

杨雪冬, 胡天宇

治理研究 2024, 40 (2): 35-43.

摘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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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型体制”是描绘和解释中国政府运行机制的本土原创性概念,得到研究中国政治和治理同行的重视。压力型体制概念的解释力既来源于对制度运行的整全性理解,也来自其生动的描绘力。压力型体制概念是研究者对地方官员生动的实践话语的学理化提炼,并从历史源流、演变过程和具体运行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化构建。压力型体制的生成是中国在实现赶超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性选择,在传统政治中的“比限”制度、现代化的“动员体制”以及“发展型国家”中能找到痕迹、联系以及参照对象。压力型体制概念的形成过程说明,扎根经验事实,定准理论坐标,重视实践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是生产解释中国当代政治和治理学术概念的重要路径。而中国丰富的治理经验和创新为更多原创性概念的生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持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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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价值共损:理解技术治理的新视角——基于S市智慧社区的多案例研究

王欢明, 甄可晴

治理研究 2024, 40 (1): 75-91.

摘要（30）

HTML （6）

PDF （1291KB）（32）

科技作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支撑力量,技术治理已成为众多城市新的治理方式,但在目前治理实践中却存在着一些价值共损问题。通过对S市20个街道的智慧社区项目进行实地调研,并对访谈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探究出技术治理中价值共损问题的解释框架。具体而言,技术治理的价值产生与否受“战略三角形”中使命、支持与合法性、运作能力三个因素影响,也受到供需匹配度、主体互动矛盾这两个方面的共同影响,该五条路径缺一不可。研究结果表明智慧治理实践中要精准识别供需方特点,确定各主体清晰的行动目标,给予充分的组织支持,提高主体运作能力,处理好各主体合作中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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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乡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与实践路径——基于杭州市第一批共富联合体中80个村庄的调研

徐越倩, 陈兰

治理研究 2024, 40 (1): 92-108.

摘要（30）

HTML （7）

PDF （1115KB）（36）

扎实推动乡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持续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如何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内源式发展则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发布的第一批共富联合体中80个村庄为案例,通过NCA与QCA混合的方法发现党建、能人、产业、文化等因素是影响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变量。在多重变量作用下,以内源式发展为导向的乡村共同富裕呈现出伙伴协作型、文化认同型、产业融合集约型、综合发展型等四类“殊途同归”路径,且乡村内在动力的产生和内源机制的变化具有交替性与动态演进性。因此,需因地制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等情况,注重空间布局,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加快打造乡村共同富裕建设的样板品牌。这不仅能丰富乡村共同富裕理论研究,也为其他地区选择匹配性乡村内源式发展策略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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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包容审慎”的营商法治逻辑:法理、体系与个案

谢红星

治理研究 2023, 39 (5): 142-156.

摘要（30）

HTML （4）

PDF （1100KB）（15）

“包容审慎”在我国首先作为一种监管执法的理念而提出,之后宣示于政策文本、转化为立法规定、延伸出清单细则,初步形成了包括政策、立法、清单在内的多层次、多领域、动态调整体系,同时政策与立法、清单与立法、不同清单之间、制度与实践之间的不一致使得“包容审慎”体系内部始终存在张力。企业是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包容审慎”融化“执法冰山”,塑造有温度的执法,缓解经济下行叠加“罚款式创收”加剧的企业困境,提振市场信心,是优化深层次营商环境的现实选择。因此我们需要克服“能处罚则处罚”的倾向,将“包容审慎”体现在每一个案件中,以此塑造具有长久生命力的营商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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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重新理解公共政策变迁:基于危机学习的知识管理视角

文宏, 李风山

治理研究 2023, 39 (5): 52-65.

摘要（30）

HTML （8）

PDF （1435KB）（18）

理解公共政策变迁是政策过程研究的核心议题。已有研究提出了多源流理论、间断均衡理论和倡导联盟框架等经典解释,但相对忽略了知识管理视角下危机学习对公共政策变迁的作用机制。基于全面“禁野”政策变迁的案例,研究提出公共政策变迁的危机学习新解释:(1)焦点事件触发下的“激活机制”为危机学习打开了“机会窗口”,促进了危机情境下的知识生产,构成了政策变迁的起始条件;(2)话语争夺场域中的“演化机制”呈现出差异性的话语叙事和社会建构,本质是一种知识竞争,能够实现对政策问题的再定义;(3)领导注意力作用下的“反馈机制”促使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推动经验层面的认知判断向制度化的政策规范转变。“知识生产—知识竞争—知识转化”的危机学习过程框架有助于揭示危机学习推动政策变迁的黑箱机制,不仅丰富了公共政策变迁的解释图谱,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危机学习的研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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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规范敏捷式监管:金融数据开放的监管挑战与完善路径

陈天昊, 徐玮

治理研究 2023, 39 (6): 142-156.

摘要（28）

HTML （3）

PDF （1390KB）（20）

规范敏捷式监管将规范体系与敏捷治理相结合,既以规范体系为“锚”,为市场主体的有序交往提供稳定的规范预期;同时谋求“监管行为-监管规则-法律规范”这一全流程的敏捷化,以更好地适应数字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治理挑战。金融数据开放是践行规范敏捷式监管的典型应用场景,提炼域外开放银行改革经验,以监管推动金融数据开放,应当构建包含数据资源开放、数据要素流动、数据权益配置三个维度的政策框架。我国当前金融数据管理体制存在数据资源开放范围过窄、数据要素流动成本过高、数据权益配置结构失衡这三方面机制障碍。以规范敏捷范式监管为指引,我国应推动形成以《金融数据开放条例》为核心的规范体系,依法依规扩大金融数据开放范围,构建金融数据开放标准、交易平台及协同监管机制,并优化数据权益配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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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试点:一种重要的中国公共政策机制

黄飚

治理研究 2024, 40 (1): 23-32.

摘要（27）

HTML （6）

PDF （1118KB）（24）

试点是根植于中国的公共政策机制,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关键词之一。试点显著区别于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政策过程,它越过了大量有关议程设置与方案选择的政策讨论。政府通过试点在正式实施一项政策之前授意少部分地方先行实践,检验模糊政策目标的适切性或探索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与路径。试点降低了政策争论导致悬而未决的可能,减少了直接推行一项政策的调适成本和潜在风险,是中国公共政策适应性的重要来源。试点并非总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当代中国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较好地支撑了试点在总体上的有效性。面向建构中国自主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目标,有关试点的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试点概念,揭示试点背后的多重逻辑,抽象开展试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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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共同富裕的政府助推策略分析

周俊

治理研究 2023, 39 (6): 130-141.

摘要（26）

HTML （5）

PDF （1073KB）（46）

行业协会商会既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能够促进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助推理论建立“简化-吸引力-社会性”分析框架,对114份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启动、凸显、结构化复合选择和规范等四种助推工具已为政府所采用,但其广度和深度仍然需要拓展;默认选项、自我形象、承诺等助推工具在政策文本中尚没有明显体现,其作用有待挖掘。为进一步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共同富裕,需要加强对助推工具的设计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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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客观绩效、线上服务供给与民众满意度:一项调查实验

黄飚, 张彤

治理研究 2023, 39 (5): 95-110.

摘要（25）

HTML （6）

PDF （1455KB）（5）

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正从“以政府为中心”向“以民众为中心”转型,提高服务绩效成为提升民众获得感、满意度的重要途径。这也是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公共管理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高的客观绩效是否带来高的民众满意度?已有研究形成了两种竞争性观点。结合当代中国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本研究以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为语境,运用调查实验法探究客观绩效对民众满意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服务供给方式由线下转变为线上对绩效与满意度关系的型塑。研究发现,高客观绩效会带来高的民众满意度;而当政府服务供给由线下转为线上时,相同的高客观绩效并不会带来更高的民众满意度。这表明,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服务供给的客观绩效来提升民众满意度,但服务供给方式由线下转为线上,并不能自然带来满意度提升。政府需要进一步关注线上服务供给设计以真正降低使用者成本,以及线上服务供给可能加剧的满意度分布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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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党组织引领基层智治的外化效应及其风险治理

方雷, 杨思涵

治理研究 2024, 40 (1): 33-46.

摘要（24）

HTML （6）

PDF （1086KB）（27）

党组织引领基层智治是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亦是顺应信息时代发展潮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趋势。在这一治理实践中,呈现出智治主体全时空在场化、智治行为全过程流动化、智治平台全链条共通化、智治服务全方位一体化的外化效应;但同时也表现出从“简化”到“减化”的技术依赖风险、从“赋能”到“负能”的技术异化风险和从“提质”到“提绩”的信息形式主义风险。当下,应当坚持以党的领导引领基层智治价值理性回归、以素质培育带动干群智治思维同步提升、以多维技术集成共建基层智治融通平台、以完善制度供给有效保障基层智治秩序,共同推进基层治理迈向智慧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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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制度安排、回应性与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以H省政协“微建议”为中心的探讨

谈火生

治理研究 2023, 39 (5): 35-51.

摘要（24）

HTML （7）

PDF （1279KB）（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年委员、季常委、月主席”的现象仍然存在,如何调动政协委员的履职热情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以H省政协的“微建议”为例,探讨回应性和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来自政协组织内部、政府和被代表者的正向回应提升了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激发了他们的参与意愿。这一方面丰富了回应性理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民政协进一步深化改革,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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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共识驱动、主体吸纳与开放赋权:合作治理中多元主体关系的再思考

门理想, 马亮, 骆飞

治理研究 2024, 40 (1): 109-125.

摘要（19）

HTML （2）

PDF （1574KB）（35）

发轫于西方的合作治理概念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践中多元主体地位不平等的现状也引发了学界对其本土适用性的质疑。已有研究通常将该问题笼统地归因于中外国家社会关系和治理情境差异,却对合作治理理论本身缺乏反思。为控制情境差异,研究直接以苏格兰的合作治理实践为案例,发现即使在社会组织发达的西方,社会主体依然是在政府主导的合作治理体系中有限地享有平等地位和决策权。通过共识驱动、主体吸纳和开放赋权,苏格兰政府实现了对多元主体治理力量的整合。这样的机制设计建立在内生动机、成熟能力和包容环境等促成要素基础上,反过来又进一步作用于促成要素。由此展开理论反思,合作治理强调的主体间地位平等并不能超越权责对等的基本合作法则,多元主体只能获得与其治理能力匹配的地位和决策权。作为聚合最多数民众意志表达和权力让渡的主体,政府现阶段不可能也不应该从实质上退出社会治理体系的中心。相较继续执着于概念争鸣,理论界和实践界应将关注重心转移到真实折射多元主体关系的机制设计和促成要素上,二者的建构培育及互动关系才是关乎合作治理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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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不成比例的信息处理与议题优先权竞争——一个政府绩效指标议程的案例研究

秦晓蕾, 黄靖, 秦修军

治理研究 2023, 39 (5): 66-80.

摘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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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340KB）（10）

地方政府绩效指标议程是中国场景下议题优先权竞争的动态过程,各利益群体对议题优先权的激烈争夺给决策者带来了指标治理的实践困境。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政府指标治理的研究大多关注指标形成后的指标治理结果,较少从信息理论视角分析指标生产环节的动态化运行机制。本文以A省政府考核指标议程为例,发现在二元优先议题的差序格局下,由于信息处理不成比例,指标备选议程、指标确定议程和指标调整议程出现了指标入口“把关难”“确定难”和“退出难”三重困境。决策层运用指标申报制度化、指标评审制度化和指标实施效果评价制度化破解了困境,让生产出的年度指标体系成为决策层、政府部门、基层政府、专家智库和民众等各利益群体偏好达成一致的优先议题结果。本研究用决策者对信息处理的不成比例来解释指标治理过程中议题优先权竞争的内在逻辑,并为解决政府指标议程困境提供了制度性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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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科层制困境破局的中国逻辑:构建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

叶子鹏

治理研究 2024, 40 (1): 47-60.

摘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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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093KB）（2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国家治理结构,在探索对传统科层制运用、改造与超越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以构建党对国家治理结构的全面领导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实现治党逻辑与治国逻辑高度互洽,进而超越传统科层制国家治理模式,充分激发出蕴含于中国制度中的现代化治理能量。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正是实现政治与行政辩证统一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的组织依托,通过“政治”领导优势有效抑制“行政”的“负功能”,为消弭与科层制相伴而生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开辟了全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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